泰安县立师范的风潮发生在1932年的春天，一直延续到暑假。
在此以前，在泰安各学校的教员中，在理论上、舆论上，在思想倾向、意识形态上，我党是占优势的。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就是国民党县党部对《蔷薇》半月刊不满，处理的方式也只能是劝阻，当然也有威胁，但不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但县师风潮起来后，局势就起了另外的变化。
县师风潮的发生是由于县师校长刘子章生活作风不好，和一个女学生有恋爱关系问题引起的，一部分学生反对刘子章。
刘子章早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思想上比较进步，在政治上拥护冯玉祥。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思想倾向是同情共产党的，但也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对反帝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在我党的有意安排下，1931年年底刘子章当了县立师范的校长。
刘子章一就职，就着手解决县师的房子问题。县立师范原是在一个庙里办的，条件很差，没有操场。泰安北门外的山坡上有一所叫做慈善院的房子闲着，这所房子由泰安县的一个豪绅赵新儒掌握。
赵新儒的父亲在清朝做过相当于知府的的大官，本人在旧军阀时期也做过官，国民党到了山东虽然倒下来了，但他的势力还相当大。刘子章当了县师校长后就与赵新儒交涉要这所房子，赵不给，后来就告到县政府和省教育厅，但县政府和省教育厅也不敢批，因为他们也怕赵新儒。
从情理上讲，这所房子应该给县师，但赵新儒就是不给。刘子章下了决心，利用一个星期天，带着县师的师生，雇了几辆大车拉着家具，就把这所房子强占了。这是1931年底的事。
之后，赵新儒到处告状，告到山东省政府。省政府派人了解，也认为这所房子应该给县师，但它不敢批。到了1932年春，刘子章的男女关系问题暴露，赵新儒就鼓动一部分学生（赵的本族和亲戚）反对刘子章。
当时县师已有我党的支部，教员中有几个党员，学生中也有党员，县师支部在泰安县党组织中是较强的一个支部。
在这种情况下，泰安县委书记章铁民召集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县师风潮的问题。他坚决主张支持县师风潮，他认为闹得越大越好，只要学生起来打倒了刘子章，再安排一个我方更能影响的人，就算有成绩了。
武冠英说，这是一个方面，打倒刘子章后有可能安排一个更接近我们的人，但没有十分把握，因为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省教育厅方面也没有得力的人，但如果打倒刘子章换上一个更接近国民党的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如果风潮扩大起来，师范学校的党组织一定会暴露，因为学生必然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刘子章，一派拥护他。党支部也可能分成两派，有倾向赵新儒的，有倾向刘子章的，我们最好是不支持这个风潮。
章铁民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不管怎样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方针。最后按他的意见决定了。
这个风潮起来后，学生果然分裂了，党支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学生和党员在一个学生党员庞盛文的领导下采取了很粗野的办法反对刘子章，这是赵新儒在背后操纵的。另一部分学生和党员在另一个学生党员刘文玺的带领下保拥刘子章，这是刘子章在背后操纵的。
风潮扩大了，课也停了，刘子章最终被撵出去了。
但刘子章不是最大的输家，最大的输家是泰安党组织。由于党的暴露，我在县师的两个骨干教师燕遇明和李蔚堂也只好委而去之。暑假以后换的新校长李含真，原来是第三小学的校长，是一个中立派，胆子很小，不敢对国民党稍有异议，也不敢对我表示接近。
事情的影响还在延续。1932年秋天，在县师里边负责工作的我方两个同志被暗杀了。一个是1927年春天在军需学校武冠英介绍入党的苏蕾生，另一个是刚入党不久的侯月亭。他们是代替燕遇明和李蔚堂的两个教员。
一天下午，他们到城里买书，回学校的时候天刚黑，在离县师范半里路远的地方被人绑架了去，很久以后才在离城相当远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个案子始终没有破，到底是什么人杀的，弄不清楚。一个传说是县师内部的互相报复，倾向赵新儒的学生干的。另一个传说是国民党制造的一种白色恐怖。
但不管怎样，很明显，这次县师范风潮的结局很不好，后果很严重，不仅是白白牺牲了我方两个同志，而且造成了县师党组织的分裂，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更严重的是助长了以赵新儒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破坏了党的威信，甚至影响到县委本身的安全，影响到极为机密的工作，把潜伏在泰安驻军十五路军马鸿逵部队内部一个军运关系也暴露了，一个叫做李允中的连长被马鸿逵惨杀了。
为什么要卷入县师风潮？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冒险主义在作怪。
武冠英说，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冒险主义的严重性。
1932年夏，省委派一位姓魏的同志来视察泰安县的工作。老魏曾留学苏联，是学军事的。
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很粗鲁。武冠英安排他住在自己住过的两间房子里。这房子的窗户和房东住的房子的窗户对着，窗子糊的纸，不隔音。这个院子里还住着马鸿逵部的一个营长，一个在县衙门当差使的，一个县法院的。
第二天白天，武冠英去看他。他谈话时声音很高，而且谈了一些重要问题。武冠英提醒他，但他还是不在乎，还旁若无人地大声说下去。
第三天武冠英又去找他。一进前院的门，房东的大儿子就把武冠英拉到他的屋子里，很惊恐地对武冠英说：“昨天你和你的朋友谈的那些话，可不得了啊！这屋往的是个营长，那屋是在衙门当差使的，这些话如果让他们听到可不得了。昨天你们说的时候，幸亏没有外人，我和我母亲听得很清楚，你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武冠英说：“他是我的一个同学，从济南来经过这里，到南方去，几年不见了，来看看。”他说：“听你们说的那些话不像。”
武冠英说：“没有别的事，这个同学说话粗，好说些闲事。”
他说：“你们谈的话要传出去，可不得了！”他表示不向外传。
这件事说明这个老魏同志受冒险主义影响很大，什么也不在乎，很容易在不必要的场合惹祸招灾。
《蔷薇》县师风潮闹得又那么大
种种事情让武冠英觉察到自己置身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蔷薇》半月刊他是负责组稿的，国民党县党部已经就此对他有警告，接着县师风潮后学校党支部暴露，自己和县委书记章铁民对县师风潮的不同看法，再加上省委派来的老魏给他惹下麻烦，武冠英感觉到在泰安不能再待下去了，一发生危险，他必然是首当其冲。
暑假前，武冠英从报纸上看到鄂豫皖苏区发展很快，工农红军往北发展到河南省的周口镇和扶沟县一带，离开封只有一百多华里。
他和章铁民说，自己愿到苏区去，到河南打通组织关系，从开封想办法进入鄂豫皖苏区不困难。章表示，到苏区去当然好，活动起来比白区更自由些，如果你真想去，我给省委打个招呼，让省委再给中央打个招呼，由中央给河南省委打通关系就行了。
武冠英给章铁民讲了老魏给自己找的麻烦说那个交通站不能用了，再用就有危险了。那个房东讲的那些话，是否能保守住，不能肯定，因为他家是个地主，乡里有几百亩地，他是在城里避难的，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最后武冠英说，我不能等那么久，因为打通组织关系需要几个月，可先定个联络暗号，我到开封后写回信来，按照暗号转关系。
武冠英和章铁民约好，他到河南后通过张克明与泰安党组织联系，打通关系后，河南省委如果有人找自己，暗号是带着一盒作数学用的仪器，说他把借他的仪器还给他。章铁民同意了这个办法。
放暑假后，武冠英就先走了。他去了开封，找到～个熟人王甫文。王在开封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明伦中学，武冠英在这个中学里找了个工作，一个星期教六小时的国文课，每月工资二十元。
工作暂时有了，但武冠英等来等去，关系一直来接通。10月间，他接到张克明的信，说他问过章几次，章说已经给上面打过招呼，上面也同意了，后来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再后来，武冠英给张克明写信就不见回信了。原来他也受到县师风潮的影响，不能不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