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珪的家族在元代之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作为功臣后代，学到了一身好本事，又极具大智慧。

他的一生称得上官运亨通，历经四位皇帝，皆对他赞不绝口。死后还被追封为忠献王。

就是这样一个文韬武略的肱骨之臣，他的五个儿子却依然不得善终，被蒙古贵族灭族，一个不留。

不知道张珪为皇帝呕心沥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代会有这种悲惨的结局。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从肃清吏治到遗憾辞官·】——»

张珪，出生于中统三年（1262年），是蒙元时期保定张氏的第三代人。其祖父张柔早年投降蒙古后，参与灭金伐宋，立下赫赫战功，其父张弘范又南下击灭南宋军队。

张珪的身份和官位在元朝中期曾显赫一时，他深度参与了元朝中期的政治斗争，是元代中期汉法派的代表，忽必烈授予张珪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之职时，说道：“是家为国灭金、灭宋，尽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可见其家族在蒙元初期颇受倚重。

忽必烈时期，张珪为忽必烈镇守建康和宣、徽等地，扫平南方叛乱。曾经追随张弘范灭宋的江浙行省参知张瑄也希望朝廷罢免南方的行枢密院。

在江浙地区叛乱渐平的情况下，他极力希望裁撤行枢密院。这项建言，对于已经完成统一的元朝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既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又能缓解地方财政负担。但对于当地的军户和军官，有着直接失业的风险。

枢密副使暗伯就对此感到不安，询问张珪如何是好。张珪认为，张瑄奏请罢免行枢密院的理由并不合理，担心张瑄会拥兵自重，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史料虽未记载张瑄奏请裁撤行枢密院的具体内容，但从其管理河南事务和总揽江浙海运大权的身份来看，极有可能是当地的行枢密院的存在有损了他的利益，张瑄当时的势力已经相当膨胀，张珪对这种发展势头有较高的警戒心，希望替忽必烈通过江浙的枢密副使在江浙对张瑄形成制约。

保定张氏的第三代，自张珪以来，一直为元朝镇守南方，平定叛乱，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宗即位后，张珪作为廉访使在川、陕、江南、浙西等地帮扶百姓，肃清官吏的贪污之风。张珪行事风格使他在官场上得罪了许多人。

当地的官员诬陷张珪阻挠盐法的推行。屠寄和柯劭忞都认为这个“内不自安者”是平章政事阿里。成宗派使臣将事情调查清楚后，这些诬陷张珪的官员受到应有的处罚。

幕后主使阿里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中央的御史台官员举报了阿里的不法行为，御史台再次劾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丝毫没有要处置阿里的想法。

从成宗与台臣的对话中可知阿里被简单处置后，又官复原位。此事之后，成宗为了安抚张珪的情绪，拜他为佥枢密院事，属正三品。张珪在与阿里的政治交锋中，明显是有理有据地依法问责，但在成宗的包庇下，此事不了了之。

张珪虽名义上受到提拔，但受成宗包庇阿里等人的影响，他和御史台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张珪和阿里等贪官的斗争远未结束，这场斗争再次爆发的导火索是元朝中期有名的朱、张案。朱清和张瑄对元代海运的开创有重要贡献，也因此不断加官晋爵。

但朝廷一直有官员弹劾朱、张二人有不法行为。同年，朱清自杀，张瑄被弃市。对此案的后续处理一直延续到大德九年（1305年），江南和中书省许多官员都牵涉其中。（大德七年）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等人受朱清、张瑄贿赂。

这些人中有许多后来又官复原职。这种贿赂行为遭到张珪的强烈反对。柯劭忞的《新元史》指出了具体中书大臣是梁德珪，江淛省臣是阿里。御史台对于梁德珪、阿里等人的弹劾，也多以失败告终。成宗在处理朱、张案后，对江南地区的回应仅是“罢江南财赋总管府及提举司。

«——【·为仁宗加强中央权力的尝试与失败·】——»

禁内外中书省户部转运司官，不得私买盐引”。阿里不但没有被免职，反而升任中书平章政事。与张珪一起举报这些贪官的御史台、中书省官员对此均束手无策，尽管成宗后来又给予张珪“中丞行台陜西”的职位，但张珪显然已对重振朝纲的目标失去信心，不愿就任。

从这场政治斗争中不难看出，成宗尽管处理了许多违法乱纪、中饱私囊的官员，但许多有“根脚”背景的官员及讨成宗喜爱的心腹，他们往往能够躲避违法乱纪的处罚，他们的仕途并未因自己的贿赂而改变。张珪本出身名门望族，其家族已经有两位被封为蔡国公，一位被封为齐国公。

张珪自身也有着不俗的军功和政绩，即使有这样的背景和廉访使、佥枢密院事、江南御史中丞这样显赫的官职，他在朝中仍不能对有背景且违法乱纪的官员构成威胁。他和中书省、御史台等官员的谏言在成宗朝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成宗在整治中央和地方的贪腐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了张珪等台臣无法抑制元朝中期日趋膨胀的官僚系统，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万人，在各行省则更多。

张珪等廉访使裁撤冗官的进度，远远比不上同时期官僚系统的急速膨胀势头。

元成宗死后，元朝的政局发生激烈震动，即位的武宗与其兄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亲答己太后都自成一派，形成三宫政治。

爱育黎拔力八达被立为太子。他推荐张珪做太子宾客，可能是出于在成宗朝弹劾贪官未能成功的原因，也可能是张珪对武宗即位以来的施政纲领感到不满，张珪并不愿担任这一职务。

这一现象并不是孤例，太子的儒师李孟及监察御史张养浩都因不满武宗的治国理念而辞官避世。直到武宗及其近臣的政策已经使元朝元气有损的情况下，张珪才出任御史中丞一职，力挽狂澜。

仁宗登基后，对原尚书台的武宗系进行诛杀，在张珪的谏言下，只诛杀了三宝奴等祸首，大部分官员改为杖刑。

笔者认为，张珪之所以不像在成宗时弹劾阿里、梁德珪等人那样死磕到底，而是尽可能地避免政治迫害扩大化，与其对朝堂局势的判断和其做事风格密切相关。

«——【·大势已去，尽自己所能·】——»

仁宗刚刚登基，不易对前朝的官员杀戮过重，否则会适得其反。所以，张珪并不希望看到仁宗对武宗一系过度打压。张珪在南方平乱和招抚北方逃兵时，用的也是这种策略，只清算祸首，从众者只要肯归附，就免其死罪。

这样的行事风格不仅提高政事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元朝内部的政治矛盾，为仁宗笼络人心、改革弊制铺路。元仁宗即位后，尊崇儒术，他任用了大批“汉法派”官员，锐意改革，他多次强调中书省等部门各司其职，各部门不得有擅权越轨的行为。

他还试图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阶层的等级秩序：“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则下民知所畏避，纲纪可正，风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并兴，欲求治安，岂不难哉？”张珪在仁宗朝被委以重任。

“皇庆元年八月拜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从官阶上看是从一品，且元代的枢密副使掌实权，负责边地防务和管理禁军。同年十二月张珪又被拜为中书平章政事（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虽然张珪只做了4个月的枢密副使，他仍尽心尽力地为朝廷改革弊病。

在南方的边防问题上，以爱护军民为主，减少不必要的死伤，只在战略要地屯戍。泰定帝即位后，张珪对泰定帝的诸多谏言实则是在贴合仁宗、英宗时期颁布的许多典章和律令制度。张珪对“汉法”的构想与实施细则都体现在晚年他对泰定帝的谏言和奏折上，也是他人生中寄希望于泰定帝以儒治国的最后一次尝试。

泰定帝的回应颇为浮浅，他给予张珪很高的官职（中书平章政事），但真正掌握国家政事的人是泰定帝的近臣——回回人倒剌沙。晚年张珪力图为英宗报仇，多次谏言泰定帝清剿余党，但只能在遗憾中妥协。

泰定帝开设经筵，广开言路，以招揽汉人儒士为其讲解治国之道。让太子学习张珪、吴澄推荐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政书。

但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影响极小，当深入到汉法中具体的典章和律令时，作为漠北蒙古利益代表的泰定帝始终无法接受这些建议。张珪是元朝中期革除弊病的改革者，实行“汉法”的执行者。

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汉儒官员试图将元朝的政治制度与“汉法”相融合，但他的谏言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具有较大的颠覆性，类似于一剂猛药，而元朝中期政局脆弱的延续性和内部此起彼伏的纷争，显然没有实行这些“汉法”的现实基础。

元朝的统治阶层只能在一些礼节和习俗上部分地将汉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相融合，但涉及较为难懂且利益相撞的典章律令时，往往会在实行中避开。自元朝建立以后，草原的本位文化已经很难被其他文化完全取代。

对于一个拥有多元文化、众多民族且缺乏治理经验的新兴少数民族王朝来说，治理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失败是正常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