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追求经济增长的逻辑在我看来是一脉相承的，这个道理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个体，追求经济增长无非就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用祁同伟的话来说：“我太想进步了。”

但进步，显然不能靠单靠个人的主观意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要想更上一层楼，自然也不能简单依靠主观意识，仅凭一张A4纸，我们当然无法更进一步。

因此，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如何说，更要考虑如何做。

但问题在于，该怎么做呢？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60年以来，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追赶式增长，但只有少数几个真正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爱尔兰等。

而另外一些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等，它们在1960年时就是高收入国家，今天仍是高收入国家。

而像柬埔寨、坦桑尼亚等，过去就是穷国，如今依然是穷国。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中等收入水平，似乎始终无法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突破——这些国家便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阿根廷都是其中的代表性国家。

而我们，所面临的情况相对来说又要复杂一些。

根据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预测，我国经济在2024到2035这12年内，每年仍然会有8%的增长潜力，能实现5-6%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我们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这里的高收入国家，当然指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GDP在1.3万美元以上的经济体，就被视为高收入国家。

更进一步，林毅夫还预测今后我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的人均GDP是多少呢？是七万多美元，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GDP今后能够达到三万多美元，这也就相当于拿到了发达国家的入场券。

林毅夫的依据是，现在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在进入老龄化之后，经济仍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而林毅夫口中的老龄化标准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7%。

这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之所以很难实现，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2023年的老人已经占比达到15.4%了，而一个更现实的数据是：在老人占一个经济体人口之比超过15%之后的12年时间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4%，其中高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只有1.8%的增长率。

换言之，如果林毅夫的预测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我们又将再次突破人类经济增长极限，创造新的历史。

但这有可能吗？

我想，阻碍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人口老龄化。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远远低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社会总体没有经历过老龄化，但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老龄化对一个经济体的危害，是非常可怕的。

人有生老病死，一个经济体也大体遵循着类似的发展路径；一个老龄化社会会改变人的生理、心理、行为，从而影响生产和消费乃至创新，最终降低经济活力。

随着我国年龄中位数的增长，65岁以上老人占比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可能还会继续放缓，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逃得掉。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45岁和50岁是分水岭，低于45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直线正相关，高于此年龄则相反。

而新生儿的作用则在于，儿童拥有巨大的消费力，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当一个社会里新生儿越来越多，家庭之间的凝聚力和对未来的创造力也就更大，因此新生儿能够很大程度上提振一个社会的经济信心，因此儿童占比与经济增长率也正相关。

反过来，当一个社会里新生儿数量不断走低的时候，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不生娃正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没有信心，无法承担育儿的压力和重担。

哪怕是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人们对于生育和结婚的行为变化，也大体上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这恰恰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到来的征兆。

追根溯源，今时今日的人口问题，最早可能要追溯到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断代，以及此后的房地产高歌猛进，乃至育儿成本的增长，这三大因素都共同造就了今天年轻人对生育的排斥甚至是抵触心理。

或许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速有目共睹，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但反过来，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的各项成本也在高速增长，甚至增长的更快，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收入增长。

根据前北大国发院院长周其仁统计的数据显示，企业税负包括社保增速是远高于GDP增速的：

“1995-2012年是我国高速增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上的GDP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地方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了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土地出让金则涨了64倍。”

这些成本的飞速增长，远远超过了人们收入的涨幅，如今基建和房地产不断接近天花板，更考验经济增长所以来的消费增长驱动，反倒变得乏力。

这其实很好解释，过去积累的财富增长，在房子和教育医疗等问题上，其实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如今要想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人们的收入却完全跟不上。

这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到今天的结构性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就更难上加难。

我国2023年的65岁以上老人的占比，50岁以上人口占比和中位年龄分别相当于高收入国家（整体）2010年、2022年和2023年的水平，由此可见我们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结构很接近，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人均GDP却只有高收入国家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

我们还未富有，但却已经老去。

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养老变成了负担，不仅仅是老人自己没钱养老，可能家庭也难以供养老人的养老，未来就需要财政的进一步补贴扶持，最终又会拖累宏观经济的增长。

日本一直都是非常典型的老龄化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应对老龄化危机其实做的非常好，在日本人口结构和2023年的我们接近的12年时间里，日本年均GDP只增长了不到1%。

而德国同样作为老龄化国家，年均GDP增长也不到2%。

当然，这未必说明我们的未来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增长形势，毕竟在很多其他层面，我们和德国日本还有不同之处，但人口的老龄化会经济增长构成的挑战，的确是非常大的。

当一个经济体长期增长放缓，就会受累于老龄化人口的下行压力，最终不得不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自拔。

按照我们今天的人口结构如此发展下去，假设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激励措施的话，那么未来我们的增长率可能真的会持续性放缓。

这是全球所有老龄化国家的共同特征，没有一个例外。

当然，就预测而言，历史已经证明林毅夫的“不靠谱”。

美国经济早在1872年就超过英国，到二战时美国经济已经占全球一半，此时美国才站出来主导国际秩序；而我国2008年的经济只有美国经济的31%，当时林毅夫就曾说2030年我国经济是美国的2.5倍，李稻葵还进一步预测2049年我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三倍。

这些预测在今天来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其中的荒唐。

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长期的增长动力。

增长从哪里来呢？

按照今天我们的经济模式来看，其实无非就是消费，消费已经逐步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马车，但消费本身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高低。

尽管我们在汽车产业的优势无与伦比，但汽车产业背后是依靠消费驱动的，美国底特律在上个世纪就是汽车制造之城，随着底特律的衰落，美国的经济衰落了吗？

并没有。

日本汽车在上个世纪末也曾傲视全球，但照样抵不住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和日本三十年陷入停滞。

苹果放弃造车的背后，也大体上说明了汽车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其实也就一般。

而我国汽车产业到今天的确实现了弯道超车，但价格的内卷未来大概率也会让一种国产品牌被迫死于激烈竞争之下，汽车产业利润本来就一般，哪怕是利润率最高的保时捷，也很难做到一个很高的利润。

而国内的汽车市场又如此特殊，在各大汽车厂商疯狂卷价格的当下，如果要想依靠汽车产业突围实现较高的增长，难度不亚于让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学走钢丝、吊威亚。

说到底，收入高低决定人们的消费水平高低，尽管我们拥有几乎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人均收入失衡，在很多品类中，能够真正做大的，其实并不多。

单以民营企业市值来看，市值最高的腾讯是怎样的傲人业绩？旗下两大社交神器，一个QQ一个微信，两者相加的用户数量几十亿，手里还有游戏这一现金奶牛，但即便如此，腾讯市值才多少？

腾讯最新的市值2.7万亿港元，换算成美元的话，也就3452亿美元左右，作为对比，同样差不多用户体量的Meta市值则高达1.26万亿美元。

市场大，不代表利润大，更不代表着我们就更容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正是由于市场庞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就更难。

在老龄化危机之下，我们的后发劣势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

以欧盟为例，2018年欧盟15-5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结构比美国还老，人均GDP从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77%降至2022年美国的49%，其中西班牙、希腊从73%、66%降至39%、27%。

韩国也是类似的趋势，韩国的人均GDP从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53%降至2023年的41%，日本就更惨了，从上个世纪末人均GDP超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到今天日本人均GDP已经不到美国的一半。

尽管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状况各有不同，但彼此的共同点都是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如今的人口结构判断，我们未来的GDP增长率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L型走势。

我们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看起来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一件事。

说它近在咫尺，那是因为2023年我国的人均GDP为12681美元，离高收入标准只差几百美元，连一千美元都不到。

但说它远在天边，那是因为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和美元挂钩的，如今我们的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加之一系列债务问题导致利率不断下调之下，我们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可能还会进一步变动。

除此之外，低生育率还将导致低通胀甚至通缩，而收入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这让人民币和美元的利差可能还会扩大。

目前，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无限接近1.3万美元，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人均GDP的44%，这意味着中产群体在我国依然是少数，未来我们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占GDP的60-70%的正常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需要增长。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跨越老龄化陷阱，突破人口结构的制约。

而要想实现这两点，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其难度恐怕不亚于1978年引入市场经济。

增长看起来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只看重增长，也会留下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增长本身，它也是有陷阱的。

而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更多的实操层面的可行性，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悬而未决。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