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世袭得来的云南王。他处处看朝廷派来的大理总管不顺眼，硬生生斗了几十年，始终未分出胜负。

就是这样一个权贵子弟，在朱元璋攻入云南时，却选择和大理总管双双自杀殉国。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元代朝廷究竟关系如何？

«——【·划地为王，拥兵自重·】——»

云南行省最早出现在元朝，设置了齐全的官方机构，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一个不少。出镇宗王封藩不治藩，主要起到军事镇戍的作用，且与行省官僚体制相补充，保障元中央在云南行省的绝对控制权。

行省诸官员是元朝皇帝直接下诏授予的隶属于元中央朝廷的政府要员，不是出镇云南宗王的左贰私臣。

所以，当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到任云南行省后并没有亲自拜谒镇守云南的宗王，只是派其子纳速剌丁前往王府进行禀白，以表示对蒙古诸王的尊崇。

同时，慑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共权的习俗，尽管云南行省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并代表中央行使行政权力，但在宗王临镇的情况下，行省官员也是不敢专擅的。

他们为了更加便利的行使各项权利，也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长远而向宗王“纳贡称臣”，以期取悦宗王，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赛典赤效仿中书省的机构设置，在云南行省机构中设置宗王断事官，共同商议行省诸事，使宗王在行省中有自己的话语权。

然而，云南行省部分低品级官吏的委任罢免、税赋的征收以及诸多地方事务皆由行省负责。即所谓“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赛典赤成功地将此前王政时期宗王临镇与都元帅独裁的政治军事体制转变为行省与出镇宗王二者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

天历兵变后宗王与行省这种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宗王逐渐获得了原先属于行省的诸多权力，相对应的是行省的权力越来越小。至元末，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出镇云南行省时宗王权力达到顶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川明玉珍大夏国政权的司马万胜率军攻下了云南行省省治中庆路，之后侍中杨源受万胜命前往四川向明玉珍上表报告这一重大军事胜利。

表文不乏对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诸多谴责，认为“藩公挟便宜行事之文，专任憸人，恣意其饕餮”。

除谴责之意外，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在元末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反元战争形势下，云南与中央朝廷之间的联络困难，梁王自然在偏于一隅的云南有了“便宜行事”的最高权力这样一个事实。

至元二十八年（1368），元大都被徐达率领的明军占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携百官及后妃退回到漠北草原之后，云南与北元朝廷隔绝，云南行省官员只能从土蕃绕道前往朝廷述职。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元顺帝寄希望于云南行省可以成为北元重新反攻中原的大后方，便授予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行省诸多特权，梁王在云南的确称得上是自主一方。

不但可以承制拜授包括平章政事这样的从一品高官在内的行省大大小小官员，而且还可封立云南当地其他品级次一等的诸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行省的专权具体表现在立品甸王和操纵“云南等处行枢密院”这两件事上。

«——【·两王并封、东西共镇·】——»

元代王号分为“一字王”和“二字王”，一字王号的梁王比二字王号的品甸王身份高贵得多。元代王号的授予权是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但梁王在此时却可以立比自己低一级别的二字王，且区区云南土官高祥斌居然杀害了品甸王，令人瞠目结舌之余不免对史料中“至治三年”的纪年产生疑问。

元英宗至治年间，元朝政局较为稳定，中央对各地方拥有较强的掌控力。在这样一种较为稳定的态势下宗王不可能获得皇帝独有的王号授予权，且英宗时期元朝与段氏关系友好，段氏对元朝忠心不二，不可能发生土官杀掉蒙古诸亲王此种以下犯上之事。

因此，梁王立品甸王和高祥斌杀品甸王两事件，只可能发生在顺帝朝的至正后期梁王专制情况出现之后。

梁王之所以在大理立品甸王，或出于对大理总管段氏监视的考量。元世祖后期至元成宗前期曾一度出现“两王并封、东西共镇”格局 ，梁王驻中庆，云南王驻大理，云南王起到了监视大理段氏的作用。

梁段关系恶化以后，梁王欲重现两王东西共镇的局面，以便就近监视和牵制段氏一方，尽管品甸王的地位较往日的云南王相差甚大。而段氏一方感受到了来自梁王代表品甸王的威胁，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段氏杀掉品甸王一事使梁段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梁王可以立品甸王这一事件本身来看，元朝失去大都退回漠北草原之后对云南无暇顾及。梁王拥有了元朝皇帝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可以给身边近臣封王拜相，与一方封君相差无二。

此外，元代又设置行枢密院，行枢密院并不常设，“国初有征伐之事，则置行枢密院。大征伐，则止曰行院。为一方一事而设，则称某处行枢密院，或与行省代设，事已则罢”。

元代见于史料记载的行枢密院有河南行枢密院、西川行枢密院和岭北行枢密院等等，皆因战事而临时设置，战事平息以后即被罢黜。

元朝末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内有争权夺利外有反元起义，整个国家军事活动频繁。出于政治军事运动的需要以及便于更好的进行军事部署而在各地重新设置行枢密院，如河北行枢密院、河南行枢密院等即是在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地方义军抗击红巾军起义时所立。

梁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云南行省设立了云南等处行枢密院，以负责诸项军务。“宣光甲寅年”即北元宣光四年（1374）。从上引文中可知，元末云南行枢密院的全称为云南等处行枢密院，主要官员有都事、宣使和令史。

此外，由支渭兴所撰立于至正二十九年（1369）的《重修中庆路庙学记》记载了脱欢普花“知枢密院使”的官衔。知枢密院使是云南行枢密院的最高长官，由行省平章政事脱欢普花来兼任。

«——【·覆巢之下无完卵·】——»

脱欢普花是元顺帝时期名相脱脱帖木儿的亲属，时任中书省吏部员外郎，因受到脱脱帖木儿牵连 ，外放为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当时建昌、越嶲两地发生叛乱，梁王派兵几次征讨皆战败而归。

脱欢普花自荐，最终成功平息叛乱，梁王遂授其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之后累功封梁国公。脱欢普花文武双全，颇得民心。不仅主持修复了明玉珍攻陷云南省治时被焚毁的五华寺，还在今昆明的西山修建了海源寺。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军事、社会生活方面皆做出了贡献。

作为行省平章的脱欢普花是听命于梁王的，同时由上引文的“敬奉王命”可知云南行枢密院的官员都是听命于梁王的。元代中前期云南行省正六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归中央所有，至元末，梁王对云南行省的所有官职都有任免权，脱欢普花平章政事一职即由梁王授予。

因此，知枢密院使脱欢普花以及院判桑哥实里、宣使汪不花等人的官职同样来自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授予，梁王对云南等处行枢密院具有绝对的掌控权。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之所以能够在云南行省实现专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从当时整个元朝的情况看，红巾军起义爆发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安，甚至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为了对抗红巾军，元中央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

十三世纪中叶以前，蒙古大汗与贵族之间因权力问题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前者希望实行专制扩大皇权，后者希望保持独立，而元帝国保持稳定运转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统治者能够平衡与蒙古诸王之间的权力关系。

红巾军起义为各地镇守宗王与地方势力提供了独立与壮大的机会。换言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独立与自治，一方面仰赖于云南行省远离中央朝廷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战争局势，元朝末期顺帝疏于政事，全国战乱频繁。

云南与远在大都的朝廷联络困难，为了迅速作出决策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梁王在云南便有了自行决断的自主权利，不必事事请示中央。

行省的权力来自元中央朝廷，中央政权的强固是云南行省正常行使其权力的前提与保障，亦可达到与宗王分权制衡的效果，当中央政权衰败以后，云南行省失去了权力来源，自然形同虚设，只能完全听命于掌握军政大权的梁王。

在政局混乱的元朝末年，地方上形成大大小小的军阀，军事实力与军队数量更是自身实力的保障，梁王作为云南行省的政治、军事首脑，自然可以在云南独据一方。

元代云南行省的行政系统包括行省、宗王、大理总管段氏。三者相互制约，总制于行省。天历兵变之后元政权由盛转衰，三方并立制衡的格局被打破，宗王权力越来越大。

至元朝末期，梁王专制，行省禀命，这也是云南行省宗王出镇相较于其他行省宗王出镇的特殊之处。

镇守云南行省的最后一位宗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第五子忽哥赤的后裔，梁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最后与大理总管同亡于明，在元末明初云南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