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是寒门改变命运最直接的方式。可谁能想到中榜之后，寒门贵子的仕途同样艰难，或沦为党争棋子、或成为榜下贵婿。
然而在晚唐却存在这样一个孙氏家族，没有显赫根基，却半数子孙皆入官场，还个个身居高位，当称得上一句“清流世家”。
诡谲的朝堂，他们究竟是如何保住的满门荣耀？
«——【·另辟蹊径，完成家族积累第一步·】——»
准确点说，孙逖家族应该称为孙嘉之家族。嘉之为逖父，另有三子遹、遘、造，皆有文名，以逖名声最盛。实际上，四子后裔中，除造支默默无闻外，其余三支人物多有。
现存记载中，唐代科举入仕的孙氏中几乎有一半出自孙嘉之家族，其中不少在后来掌知制诰，担任地方节度使、尚书等职，并有位列宰相者。
虽然它算不上中晚唐最显赫的官僚家族，却也是令人瞩目的。首先被提到的是北魏的惠慰，其人《魏书》有传，以儒学知名。其次是隋时的孝敏，大业年间曾做过晋阳令。
然而关键的人物还是孝敏玄孙嘉之。嘉之幼孤，寄居于外祖父家。尽管富有文名，但官终宋州襄邑县令的事实却说明他仕途未达。
与其父祖一样，孙嘉之一生都在基层官员序列徘徊。孙逖所举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出身寒门。
不过，嘉之的形象在其子孙后裔的叙述中却非常高大，这既源于孙逖对其父的尊重，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嘉之的道德文学及他经由科举入仕的方式正是孙氏家族日后保持其社会、政治地位的重要方式，塑造了其家族的文化形象，沉淀为家族的文化传统。
因此之故，这两点在孙氏家族墓志中被反复提及。尽管孙嘉之最终的名位不显有些令人遗憾，但他所走的道路却开启了孙氏家族政治命运转折的方向，与其同期的苏晋、齐澣、崔日用等人的仕宦腾达即展现了文学与科举在开天前后能够带来的美好政治前景，此后孙逖兄弟的成功则更证实了这一点。
但他们凭借的主要是制举而不是进士。高宗、武后至开天，制举举行次数频繁，偏重文学之科，给孙逖等以词学称名的贫寒士子更多机会，有助于打破门第的束缚。进士之途虽广受赞誉、备受推崇，但仅由进士出身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引起家族政治地位的急剧变化。
陈铁民指出唐代进士及第者如果仅通过吏部铨选授官的常制，至少需要三十二年才能成为五品以上的官员，跻身中、高层行列。这条道路艰辛且希望渺茫，对更多的进士及第者来说，他们的政治生涯可能只是终身流转于地方州县，这在墓志中是屡见不鲜的。
而制举相对来说更易于脱颖而出，跻身高位。类似的通过制举改变政治命运的还有如张柬之。而张柬之进士擢第后，继续参加制举“独为当时第一，擢拜监察御史”。
此外如张九龄、马怀素等皆是如此。在时运和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仅仅经过一代，孙氏家族就已经改换了政治面貌。孙逖掌制诰八年，“为时流所叹服”，官至刑部侍郎，卒赠尚书右仆射；孙遹，左羽林军兵曹、赠秘书少监；孙遘官终左补阙、亳州长史；孙造，詹事府司直。
在其后辈的眼中，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家族荣耀：“故我曾伯祖赠仆射文公讳逖，曾祖赠秘书少监府君讳遹，洎曾叔祖补阙公讳遘，皆擅高名，或壘取高科，其官业行实，爆发于天下。
“爆发”二字准确描述了孙氏家族在开天之际遭遇的突然的命运转折。
«——【·后人门荫，注重守成·】——»
考察然而，如何延续成功，则是孙氏后裔要面临的挑战。与之情况相近的张柬之家族因为卷入“五王政变”，一蹶不振。马怀素家族也很快沉寂。
只有孙氏家族直到后唐仍有地位显达者，说明其家族不仅能适应唐代官僚体制的变化，并能善于利用这一体制。这一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仍能反映出孙氏家族在此期通过制举和进士展现的迅猛势。
考虑到有一些人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仕宦记录而缺乏入仕情况的记载，门荫入仕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多。这说明门荫入仕在这一阶段仍不失为官僚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重要方式，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也仍然如此。
根据毛汉光的研究，荫任在唐代主要有几种方式，高资荫、高品子、勋官品子。其中高资荫、高品子出身者，可以获得较佳的职位，成为地方官或中央事务官，甚至有机会成为中央政务官与谏监官。
从孙氏的情况来看，其或以两馆生入仕，或入仕初任官多为录事、主簿，基本都属于高资荫、高品子的情况。说明通过门荫来确保其子弟基本的政治地位，在“安史之乱”后一些政治地位较高的官僚家族中仍是寻常的。
例如孙成和他的儿子微仲、孙子方绍连续三代都是以门荫入仕的。虽然他们并不能由门荫跻身高位，但至少能继续以官为业。
如孙方绍，以门荫入仕后不久即丁太夫人哀，服阕之后，本准备参加科举，但家庭此时却屡遭变故，在孤稚满室，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孙方绍只得罢举理旧官，出任大理寺丞。
可以设想如果之前他不曾由门荫入仕，在面临家族困境时可能更加一筹莫展。另如孙筥“少孤，又多疾疹，诗书礼乐，仅乎生知。逮于中年，心力减耗，后以荫第再调，遂授东宫卫佐”。
他对政治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属纩之时，顾犹子曰：“吾平生虽不享高位重禄，然爰自龆年，以至白发，常荷覆育，每获安逸，未尝一日不饱食暖衣，天之所钟亦谓至矣。”但父祖的荫庇足以保证他维持官员的身份和安定的生活。
孙氏前四代中普遍的门荫入仕情况与其家族在开天时期取得的较高政治地位有直接关联。这其中有3例是以两馆生入仕。
考虑到唐代两馆生员额有限，仅30人甚至更少，且后期简补标准越来越严格，向高权贵发展，3例并不算少，反而显示出孙氏通过科举取得的政治地位较高，为子孙入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由于唐代高资荫、高品子一般荫及曾孙，因此孙氏第四代所享受的门荫仍有可能来自第一代。实际上，在其家族四代中，基本上每房有一支在政治上发展较为顺遂，如孙逖子宿支，孙遘孙景商支，孙遹曾孙瑝支。
而门荫入仕在这几支中仅3例，说明凭借门荫入仕主要分布于其他政治地位较低，或在科场较不顺遂的房支中。
«——【·向大家族联姻靠拢·】——»
不难设想，如果不凭借资荫，这些房支衰落的速度当更为迅速，资荫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家族中资质一般或面临困境的后代仍能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有助于增强其家族政治竞争力。对于门荫入仕，学界目前普遍的认识是在唐前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后期逐渐衰落。
这种观点一方面源于唐中后期出现了有资荫可籍的贵胄子弟舍此而循他途入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针对门荫入仕成为高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言。
从孙氏的例子来看，其家族成员在元和、大中以前凭借门荫入仕的比例并不低，舍荫而尽力求取进士的情况则未见。这至少能说明舍荫而循他途入仕的现象在元和、大中以前并不那么普遍。
另外，尽管唐中后期凭借门荫成为高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不应否认的是，在家族中没有出色人物或面临困难时，门荫对于延缓官僚家族的衰落，维持官僚阶层的相对稳定，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当然越往后发展，门荫入仕取得的政治地位越难与科举入仕相提并论。而且从长期的情况来看，以门荫维系政治地位的支系往往衰落较快，因此其作用仅止于延缓而已。
以上对孙氏家族在中晚唐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从中可见科举虽然在玄宗时期势头甚盛，但制举的非常设性，门荫的广泛使用表明此时的官僚集团仍具有一定的凝固性和稳定性，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也更强。
直到元和以后，中高层官员选举的方式由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后，明显的变化开始发生，进士成为官僚子弟入仕的最优选择，也基本上是主要的选择。
这不仅激化了圈内竞争，也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因此唐后期高层官员愈趋凝固化的特点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视为官员应对激烈圈内竞争和变动加剧的一种方式，他们仍试图在制度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获得稳固的地位。
但在中央集权加强的背景下，他们无法使这种方式制度化，因此不具有长期稳定性，父子、祖孙进士的家族往往是昙花一现，像孙逖、杨虞卿这一类的科举新兴家族实际上很难保持持续稳定的政治地位。
而他们彼此之间也还未形成稳固、紧密的社会关系,这从中晚唐时期门第婚指向的仍然是山东五姓婚姻圈这一点可以看出。
由于唐代中央化、官僚化进程的完成，官僚家族对皇权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性，但同时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又需要与皇权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疏离，这就使得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
例如孙氏家族逐步将其郡望由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相联系，试图将其家族塑造为具有悠长历史渊源的旧族；
在婚姻上也多与山东大姓如清河崔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或关中名族京兆韦氏、河中裴氏等联姻；重视儒学与家法，甚至将孝悌忠义提高到比“文”更重要的位置。
像孙逖这一类的官僚家族在晚唐并不少见。因之晚唐时期门阀观念似乎又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强调，这是新兴官僚家族逐渐从思想观念上对山东旧族认同、回归的表现，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也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