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风雨飘摇，人命如草芥。西魏抓住时机，吞并梁国荆州地区大片土地，却无法压住四起的民怨。
万众期盼下，荆州大总管一职应运而生。在三位的大将军带领下，荆州地区成了难得的“安乐乡”。
然而当野心没有满足，他们不甘心放下手中的权利，明争暗斗就此开始。
那么，好不容易获得平静的荆州百姓该何去何从？而皇权之下，真的能将颠覆局面的权利放在一人手中吗？
«——【·三位勇猛过人的将领·】——»
西魏大统十五年（549），梁朝因侯景之乱及宗室相残而衰弱，西魏王朝趁机以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手段，先后夺取了襄州、安州、随州、江陵等重镇，吞并了梁朝荆襄地区的大片领土。
原有的地方军政制度都督制由于职能混乱、权威下沉等弊端，已不再适合管理偌大一片地区的军政事务。因此西魏王朝新创设荆州总管一职作为治下荆襄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荆州总管也是最先出现的总管之一。
新成立的荆州总管区囊括了北至南阳盆地北缘、东至今湖北孝感、西至今湖北宜昌、南至今湖南长沙的广大地区，下辖五十二州之多，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总管区，是西魏北周最大的军区。因此，严耕望先生将这一时期的荆州总管称为“荆州大总管”。
候莫陈顺西魏北周时期先后出任过荆州大总管的有候莫陈顺、长孙俭、史宁三人，其中侯莫陈顺的任期为西魏恭帝元年（554）十二月至恭帝三年（556），长孙俭的任期为恭帝三年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史宁的任期为孝闵帝元年至保定二年（562）六月。
侯莫陈顺出任荆州总管一事能在《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中得到印证，但其出任荆州大总管的时间并非《周书》中所记的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大统十六年西魏还没有攻灭江陵梁元帝政权、吞并其地。
西魏灭江陵后，原荆州都督长孙俭迁往江陵坐镇，孝闵帝元年前长孙俭又回到荆州出任总管，因此侯莫陈顺也只能在此期间出任荆州大总管，即恭帝元年十二月后至恭帝三年长孙俭任荆州大总管前。
长孙俭据《北史·长孙嵩附长孙俭传》的记载，长孙俭移镇荆州，出任荆州总管的时间在孝闵帝元年以前。李举纲认为在各类碑文对西魏北周无年号时代的记述中，“前魏或魏前”，指西魏废帝时期，“后魏或魏后”，指西魏恭帝时期。且碑文中的“后魏二年”记在长孙俭坐镇江陵之后，所以此“后魏二年”只能是指恭帝二年。
由碑文中的记载可知，长孙俭坐镇江陵之后，又于恭帝二年（555）进爵武川昌宁郡开国公、授大将军，恭帝三年加都督东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而这恰与《周书》中所记的“遂令俭镇江陵。进爵昌宁郡公、加大将军。移镇荆州、总管五十二州”（本传）相对应。
虽然《长孙俭碑》中所言的是“加都督”而非“总管”，但这应该是出于记述方便、行文统一的目的。因为在这段碑文之后又出现“天和元年，陕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诸军事”之语。
北周于武成二年（560）将都督诸州军事全面改为总管，故天和元年（566）不会出现都督诸州诸军事之职。因此，根据这段碑文可以将长孙俭出任荆州大总管的时间推定为西魏恭帝三年。
史宁《周书·史宁传》载：“孝闵帝践阼，拜（史宁）小司徒，出为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段史料虽未见“荆州总管”，但史宁之孙史崇基的墓志铭云：“祖宁，柱国、使持节、荆襄等五十四州总管，安政郡开国公”，史宁任荆州总管一事在石刻材料中能得到印证。
且史宁出为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荆州刺史是发生于长孙俭任荆州大总管之后，所以史宁当是接替长孙俭出任荆州总管一职。
«——【·相互猜忌，走向末路·】——»
在西魏恭帝二年任荆州总管之前，侯莫陈顺一直镇守在陇右地区，对荆襄一带的情况并不熟悉。而长孙俭从大统六年（540）起就多次坐镇荆州并担任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荆州都督等要职，对这一地区的军政形势显然更加熟悉。
那么西魏统治者为何要以侯莫陈顺取代长孙俭主持这一地区的军政大事，很可能是出于防止疆臣坐大的目的。大统十六年以前，西魏荆州都督区范围只有十余州，相较于其他都督区并不突出，所以即使长孙俭常年在任，对西魏王朝的统治也构不成威胁。
大统十六年长孙俭加都督三十六州后[6]，其统州数已凌驾于西魏其他都督之上。故当荆襄战事稍缓后，本着防范疆臣做大的目的，宇文泰自然不会让长孙俭继续独领这一大片区域的军政大事，而是以泉仲遵代替长孙俭行荆州事，并将荆州都督的辖区又削减为十三州。
西魏废帝二年（553），出于备战江陵的需要，长孙俭再度出任荆襄等三十三州诸军事。江陵之役后西魏吞并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地区，新占之州加上原荆州都督的辖区已超过五十州。
同时长孙俭在荆州也颇具人望，见《北史·长孙嵩附长孙俭传》：“后薨于夏州总管……荆州人仪同赵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诏许之。”
虽然吕春盛从西魏势力派系的角度出发，认为长孙俭属于宇文泰的元从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宇文泰会对长孙俭长期坐镇荆襄五十余州的局面全无戒备之心，这种戒备之心在伐江陵之役的人选上就可窥知。
在江陵之役发起前，长孙俭不但上陈了攻取之策，还分析了夺取江陵后的有利形势，以此力劝宇文泰下定决心。
因此，长孙俭应当是领导此次战役的最佳人选之一，类似于西魏平蜀之役中献策并出征的尉迟迥。
不过最终宇文泰却选择于谨为此次战役的主将，副将也由宇文护和杨忠担任，史料中未见长孙俭有参与此战的记载。宇文泰未选用长孙俭参与江陵之役，恐怕是出于防止长孙俭在荆襄地区威望和权力过大的目的。
侯莫陈顺是大统十六年西魏王朝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高于长孙俭，且他长期戍边、老于行伍，对征伐镇守之事自然驾轻就熟。
«——【·巴、武二州的丢失与候莫陈顺的离任·】——»
侯莫陈顺出任荆州总管后，荆襄地区仍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新占的江南之地，很快就遭到了南朝武力的进攻。西魏恭帝二年二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便遣将侯平进攻后梁巴、武二州，很快就夺取了邵陵（今湖南邵阳市）。
虽然《通鉴》中言后梁，但当时后梁已是西魏附庸，故巴、武二州当属于荆州总管辖区。同年五月，侯平击败后梁武州刺史莫勇、巴州刺史魏永寿，巴、武二州复入梁境。之后侯平又乘胜北上，进至长江南岸的公安县（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
同年十一月，王琳另遣别将进攻江陵，被西魏将豆卢宁和蔡祐击败。次年（西魏恭帝三年）二月后梁主遣军进攻侯平，侯平与梁长沙王萧韶退回长沙，后被王琳遣镇巴州。王琳进攻江陵无功而返，而侯平收复巴武二州又屡败后梁军，故其对王琳渐生轻视之心，又因王琳远在湘州、鞭长莫及，于是开始拒绝听从其指挥。
同年六月，王琳讨伐侯平于巴州，侯平杀巴州助防吕旬，收其众奔江州，投入了陈霸先的阵营。经此一变王琳实力大衰，又因其妻、子都在江陵之役后被虏至西魏，王琳只得向西魏与后梁纳款称臣。
虽然由于湘州王琳的款附，后梁在江南的领地看似得到了扩大，但事实上却失去了巴、武二州的实际控制权。在恭帝二年抵御侯平的战事中，西魏与后梁显得反应迟缓，直至恭帝三年二月才将已进抵公安的侯平击退。
而且作为荆州大总管的侯莫陈顺在战事中不见有任何表现和作为，最终还是由后梁军队击退侯平。其原因除了侯平兵势强劲、进军迅速外，与侯莫陈顺不熟悉荆襄地区的地情、军情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次失利也反映出侯莫陈顺并不适合担任荆州总管一职，为了保住领地、稳定南境，西魏不得不考虑复移长孙俭坐镇荆州，取代侯莫陈顺来主持荆襄地区军政事务。长孙俭上任后，西魏、后梁与王琳、陈霸先之间的战事稍停，荆州大总管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
恭帝三年七月，萧梁前天门太守樊毅袭击武州，杀武州刺史、梁衡阳王萧护，王琳也很快遣军将其平定。当时，西魏正与突厥联兵全力征讨吐谷浑，需要在南境维持稳定，因此应允王琳将梁元帝及愍怀太子萧元良的灵柩送归湘州的请求，并授其大将军、长沙郡公，意在稳住和拉拢王琳。
王琳志在东征陈霸先，不愿与西魏后梁再开战端，所以在同年十月攻占了郢州后，王琳拒绝了北齐授予的司空之职，以示忠于西魏。因此在长孙俭时期，荆州大总管区处于和平状态，这有利于西魏王朝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荆襄地区在战事结束后，亟需休养生息，保境安民，改善民生。若再由史宁出镇荆州后开始堕落腐化，出现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史宁担任荆襄五十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显然不利于这一地区的恢复和发展。
因此，保定二年六月北周将荆州大总管区一分为四，析置荆州、襄州、安州、江陵四总管府，西魏北周荆州大总管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