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以契丹人居多，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方式，根本不能也不喜欢长期固定在一个阵地，然而军队补给问题也为辽朝稳固政权受到影响，面对此环境，辽朝统治者是如何应对呢？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进攻方能够对敌方城池，展开长达半年以上围攻的战例不胜枚举。如春秋时楚庄王围攻宋国都城达九个月；战国晚期秦昭王也曾围攻赵都邯郸长达两年之久；唐代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对潼关的围攻持续了半年；南宋末期，元军后一次攻打襄阳，围城竟达五年；明末松锦大战，清军围困锦州、松山等城也在半年以上。

春秋时楚庄王

这都是进攻方有着运转良好的后勤补给线所致，相形之下，缺乏后方补给的契丹在围困幽州二百日后，就因为后勤不济而导致阿保机深悔其来。这是现存史料记载中契丹发动的坚持时间久的城市围攻战。而通常情况下，契丹攻城是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足见当时契丹军队因为后勤原因，并不擅长持久作战。

契丹旧有的补给方式，也会激化契丹军队与占领区百姓间的矛盾。打草谷是对占领区人民赤裸裸的掠夺，势必激起百姓的反抗。公元947年，辽太宗灭掉了后晋，一度入主中原。然而他没有很好的约束部下的劫掠行为，中原百姓因不堪辽军打草谷暴行而纷纷揭竿起义。

契丹人

在极短时间内，各地义军便呈燎原之势，并威胁到了屯驻河南地区的辽军主力的退路——澶州，致使辽太宗在进入开封仅三个月后，就被迫仓皇北返，中原江山得而复失。辽太宗在退兵路上，总结统治中原失败原因时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流露出对没有禁止军队打草谷行为的深深懊悔。

不仅如此，契丹随军携带的大量牛羊马匹，也会对行军沿途的农田进行践踏啃食，严重破坏当地农业生产，进而激起百姓的仇恨。辽朝统治者正是有鉴于此，自并吞幽云伊始，辽太宗便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正是因为这些弊端的存在，辽军逐步转变了补给方式，由此催生了辽朝军屯制度。

契丹军队

搞清楚了契丹军队旧有的补给方式，我们再来看辽朝出现军屯的原因。

东晋十六国时，曾有谋士劝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南取关中，建都长安以为根本。赫连勃勃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这位出身游牧民族的领袖看来，如果建立都城，就是给敌人提供了一个可供攻击的固定靶子，是亡可立待的取祸之道，只有运动游移，让敌人不知己方行踪，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赫连勃勃的这番言论，正是千百年来游牧民族赖以克敌制胜的经典运动战理论，也代表了游牧民族对于城池作用不以为然的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赫连勃勃的话也说明，一个游牧民族政权，一旦据有城池，为了保有城里的财富与人口，就必须将其以运动战见长的军队固定在城市附近驻守，即所谓专固一城。

大夏国主赫连勃勃

契丹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辽朝立国之初，自然是不用专固一城的。彼时辽太祖虽然建立了大量汉城，但皆是安排俘户之所，并非辽朝统治中心，且均位于契丹腹地，不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攻击。即令有若干城池的丢失，也并不损伤契丹元气。

辽初权倾朝野的辽太祖之妻述律平，就曾以我有牛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为由劝阻阿保机不要南征镇州。

据现代学者考证，西楼之楼，是斡鲁朵一词的疾读。故述律后所说西楼之地，应当是一块供辽太祖阿保机捺钵的丰美草原。在她看来，契丹的根本是牛羊草原，而非城池。这代表了一位草原本位主义政治家的见识。因而终其一生，她曾多次反对过辽太祖、辽太宗父子为争夺汉地城池而发动的军事冒险。

辽太祖之妻述律平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农耕人口占到了辽朝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耕经济所提供的赋税，自然也占到了辽朝财政收入的大部。因之，辽太祖以降，辽朝诸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翻检《辽史》，辽太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屡有劝课农桑，禁止践踏庄稼的敕命。自辽圣宗起，皇帝常派人视察各地庄稼的长势与收获，甚至每每亲自观稼、观获。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契丹统治者仍然坚持四时捺钵的游牧生产生活习惯，但作为农耕人口聚居的地方，城池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他们的重视。辽朝一改以往仅把城市作为掠夺财富对象的做法，而是留本族军队镇守，以求长期保有和控制境内诸多军、州城池。

幽云十六州作为辽朝的财赋要地，更是受到格外重视，被辽朝视为重地。为了加强对那里的卫戍，辽朝绝大多数宫卫都在幽云地区，及平州设置提辖司作为典军机构，并设立南京都元帅府、西南面都招讨司等高级军事机构。北宋中叶出使过辽朝的大臣余靖，在他曾说辽朝燕中元帅府，杂掌蕃汉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后。

幽云十六州

余靖所谓燕中元帅府，即辽在幽州设立的南京都元帅府，其所统辖的镇戍南京地区的部队，不仅有辽朝的汉军，还有契丹军，故曰杂掌蕃汉兵。而余靖所言乙室王府，就是辽朝的四大部族之一乙室部的官衙。

余靖的话表明，辽朝在原幽云十六州地区驻扎了大量由契丹人组成的军队。一些大的城池，如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及平州等处，成为了辽朝区域政治、军事中心。尤其是对于南京这样的名都大邑，辽朝可谓苦心经营、专固一城，不肯轻易弃之。宋太宗两次北伐南京，辽均以重臣领重兵救援，与宋军展开殊死争夺。

此外，辽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也效法汉人的军事习惯，在边地修建城池要塞作为屯兵之所，称之为边防城。对于重要隘口，辽朝也会派兵长期驻守。辽军长期镇戍于固定的城池、关隘、要塞，军粮供应就成了问题。

辽朝对边疆地区统治

契丹传统的补给方式，是打草谷与随军放牧相结合。然而这两种方式，均不适合为长期镇戍于固定地点的军队提供后勤补给。

辽军绝不可能在本国境内的城池驻地恣意打草谷，因为军队四处劫掠本国人民、涂炭生灵，不咎是自绝民心，自败生业的愚蠢举动，也是辽朝统治者所明令禁止的。辽太宗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便是为了杜绝此种现象发生。

契丹军队也难以做到在固定驻地长期放牧。契丹骑兵一人三马。考虑到军中还有牛、羊、骆驼等牲畜，据此推算，一支两三千人的契丹军队，随军牲畜便超过万头；即使是几百人的小股驻军，军中牲畜也可以达到千数以上。

契丹军队

如此多的牲畜，出于军队镇戍需要，只能固定在驻地附近放牧，而不可能像普通牧民那样辗转百里，于各个草场之间四时游牧。大批牲畜固定放牧带来的后果，就是军队驻地附近自然环境由于过度放牧而遭到破坏。久而久之，植被破坏殆尽，随军畜群也会因草料匮乏而难以存活，进而导致军队给养难以为继。

参考内容来源：《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