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胡宗南是周恩来的黄埔学生，不过，两人的关系绝不只是学生和老师这么简单。

1924年，28岁的胡宗南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几个月后，26岁的周恩来也来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学生28岁，老师26岁，这个年龄差距，让胡宗南不可避免地对这个老师产生了轻视的心理。

而且，在胡宗南这些学生的心里，上黄埔军校就是学习军事知识的，至于那些空洞的政治理论，可有可无，没有人在意，所以，胡宗南一开始对周恩来是没有放在眼里的。

但是，有能力的人从来都不怕别人的轻视，你现在轻视我没关系，等你见识到了我的能力之后，就会对我转变看法的。

周恩来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主任已经有过两位了，一位是戴季陶，一位是邵元冲，但是两人都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讲的还是“忠君报国”那一套东西，让学生们听得昏昏欲睡，毫无兴趣，直到周恩来上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精神属性还是表现形式，都有了极大的变化，让学生们非常喜欢，精神倍增。

胡宗南就是其中一位，经常跑去向周恩来请教问题，还参加了周恩来创办的“血花剧社”，与陈赓、蒋先云等人一起创作了很多革命剧目，广受好评。

可以说，当时的胡宗南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在思想上还是更倾向于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功劳。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不得不离开，很多人为了避嫌，都没有去给他送行，只有胡宗南去了，让周恩来也大为感动。

从此，两人分处不同的阵营，势同水火，胡宗南在围剿红军上面也很积极，但是，周恩来一直对这个学生充满期待，到了1936年9月，还亲自给胡宗南写信，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写道：“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胡宗南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对周恩来的话很有触动，但是他处在那个位置，已经不允许他服从内心的选择了，就把这封信保存了起来，没有回信。

很快，西安事变爆发，各派势力剑拔弩张，何应钦甚至下令，让胡宗南率军攻打西安。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再次给胡宗南写信，晓以大义，胡宗南也深以为然，最终按兵不动，确保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在延安扎根，而延安就在胡宗南的势力范围，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但蒋介石一直都想对我党除之而后快，因此，周恩来就派熊向晖打入胡宗南身边，及时掌握胡宗南的情况，确保延安的安全。

那些年，熊向晖向延安传递了不少情报，要说胡宗南一直都没有发现，其实是不可信的，胡宗南还没有傻到那个程度，他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揭穿熊向晖，有好几个原因，一是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双方还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自然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

二是胡宗南在将计就计，假装不知道熊向晖的身份，让他传递一些虚假的情报；

还有第三，就是周恩来的关系，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熊向晖又是周恩来派来的，要说胡宗南一点不念旧情，也是不可能的。

1943年7月，周恩来路过西安时，胡宗南特地举办宴会，宴请恩师，而且，胡宗南还特地派熊向晖去迎接周恩来，周恩来走的时候，又是熊向晖去送行，其中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胡宗南一度攻占了延安，但是，我党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在长达一年的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的部队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却总也“追不上”，明眼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几年，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策反胡宗南，直到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周恩来还特地派胡宗南的亲信张新去做最后的劝降。

张新是胡宗南的老乡，深受胡宗南信任，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张新弃暗投明，被安排在彭德怀的一野总部工作，这次周恩来派他去劝降胡宗南，是抱着很大希望的。

张新见到胡宗南后，对他晓以大义，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只要弃暗投明，洗心革面，就会既往不咎，重新重用。

两人见面时，已经是1949年10月了，新中国已经成立，国民政府已经落幕，所以，胡宗南的心情也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也知道国民党不得民心，失败是必然的，共产党走的才是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抱有传统的“忠君报国”的思想，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能对不起他。

于是，胡宗南就问了张新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如何看待文天祥的？”

张新说：“文天祥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人民也尊他为民族英雄。但是你我现在所做的事，并不是为民族尽节，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文天祥。”

张新的回答是很有道理的，文天祥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如果胡宗南是在抗日战争中这么做，那他无疑也是民族英雄，但现在是解放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只有站在人民一边，才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胡宗南还是过不了这一关，哭着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对不起校长！”

就这样，胡宗南拒绝了共产党的劝降，跟着蒋介石一起离开了大陆，再也没有回来，最终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享年66岁。

1965年7月，李宗仁回到祖国，周总理和他谈起了很多老朋友，当说到胡宗南时，周总理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可见，周总理对胡宗南这个学生还是非常惋惜的。

（参考资料：《胡宗南大传》《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