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冠英，1904年生，山东省肥城县边院镇柳林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积极发展党员，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5月，因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停止工作。他以教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召开篦子店会议后，武冠英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后，被编入任第十五大队，武冠英任大队教导员。之后，历任泰安县委书记、泰西地委统战部长、民运部长、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冀豫人民干部学校副校长、华北财经学校校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顾问。1996年2月因病逝世，享年92岁。

下面是武冠英的女儿武原写的《动荡的岁月真实的故事》，里面回忆了自己幼年时所见到的父亲革命活动的一些真实场景：

一九三七年深秋的一天夜里，一阵急促的跺墙声惊醒了我（这样的叫门声是父亲与战友约定的暗号。用脚跺三下外墙，只听三声，多一声少一声都不能开门）。房门打开，几条黑影闪了进来。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清是几位熟悉的叔叔带着几位陌生的叔叔，他们个个肩扛背负着红缨枪、大刀、三节棍、打狗棍。一进院门就把这些原始武器堆放在一棵老香椿树下。父亲立刻点数、登记并且很快发放完毕，一行人又匆匆消失在夜色中。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他们组织的一个农民抗日武装的雏形。

第二年的麦黄季节，“中央军”的骑兵像扫荡一样闯进了村庄。几十匹大马和一帮士兵住进了我家院子。一时间，村子里狼烟四起，鸡飞狗跳。这些士兵像土匪一样，看见吃的就你争我夺，鸡鸭随意宰杀。他们像一群疯狗野狼，怀揣腰挂吃光抢光。中央军的野蛮行径一点不亚于日本鬼子。

就在他们还喘息未定之际，村子里喊声一片：“鬼子来了，从东边来的，快跑呀！”喊声惊起了全村人，更吓坏了那些中央军。他们跳上马，不顾一切地先逃命。父亲一看情况紧急，让我带着两个弟弟先往村北跑，母亲妹妹随后。

他却依然留在村里组织村民逃难。刚出村头，日本鬼子的机枪就响了起来。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和身边飞过，土里地上冒起了阵阵黄烟。全村人不顾一切的往北跑。回头看见那些中央军队伍里，不少士兵来不及上马，就被马拖在地上，狼狈地往西逃去。

这次我和母亲、弟妹们跑散了。所庆幸的是，第二天全家人陆续回到了家里。其实所谓家就只剩下了一所尚未完全毁掉的空房子，满目疮痍，余烬还冒着缕缕青烟。日子没法过了，父亲别无它法，只好卖了二亩地，用卖地的钱做了全家人必备的棉衣棉被，度过寒冬。

接着，日子更加难过，鬼子和汉奸不断进村骚扰。家里呆不下去了，父亲的抗日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他把我们五、六个孩子分散托付给几个亲戚朋友家。我和父亲、母亲及弟弟住在南仇庄一个耶稣教主家。

白天，我和妹妹出门拾柴禾，母亲忙着做饭和照料全家人的生活。父亲则闭门看书，写文件，夜间外出从事抗日工作。那些年真可谓是居无定所，妻离子散。在我记忆中，那是最黑暗艰苦的日子，但就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父亲从未停止秘密地下工作，直到他背井离乡到黄河西的敌后根据地创办起党的一个文教宣传组织——泰运出版社。

其实，这种动荡生活，在我还未诞生时就伴随父亲开始了。早年“五·四”时期，少年的父亲就是新文化运动积极的响应者。他投身火热的革新热潮，忘我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一九二六年我出生之时，父亲就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一九三零年我才四岁，父亲就把我带在身边，到青州、上海、开封、郑州等地开始了革命思想的游说讲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开封。

那时父亲照例每天外出活动，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从不告诉我。每当临走前，他就把我寄托给一个开玩具店的老板家里。

这个老板有两个女儿，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狗”，一个叫“猫”。父亲走前总是会对我说：“去找你狗姐猫姐玩去吧！等我回来就去接你。”而这是我最不乐意的——这两位狗姐猫姐爱吃零食，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有一次他们吃花生时，只把一粒花生掰开抠出里面可怜的一粒小芽给我吃，还逗我说这是小鱼。父亲晚上回来时，我含着眼泪向他诉说。父亲沉默了很久，摸着我的头说：“不要哭，等卖花生的爷爷来了，我给你买。”那一刻，我清楚地看见，他的两眼红红的，像我一样也含着眼泪。

当天晚上，卖花生的爷爷在门外叫卖，父亲用一片纸包上一个铜板叫我去买花生，那位卖花生的爷爷接过钱，看也不看一眼就揣进了口袋。

很久以来，有个疑问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为什么我还那么幼小，父亲就带上我外出生活，为什么买花生的钱还要用纸包上……？

直到解放后，我看了一部又一部反映地下党秘密干革命的电影，才顿时醒悟：那时的生活背景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白色恐怖，父亲带上刚刚四岁的小孩也许是在掩护父亲的身份，而包花生的纸或许是秘密传递的情报。这一切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竟然显得那样的神秘，就像是拍成了电影的革命故事。

父亲不是伟人，他只是无数忘我革命者中普通的一员，是平凡的。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常常是最伟大的，最无私的。长期动荡艰苦的生活，练就了他惊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朴实无华的作风。

一九七七年我退休后，才回到了父亲身边，照顾父母的生活。在北京第一次洗衣服时翻看父亲的上衣口袋，一个似曾相识的破旧针线包赫然出现在我面前——还是战争年代打游击时用的。直到现在，他自己的衣服、袜子破了，仍然自己动手用这个针线包缝补，从不轻易让别人帮助，连自己吃饭时用的碗筷也是自己动手洗。

这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一时间，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而父亲却淡然一笑：“那还是我在‘五七’干校时用的。”听到父亲这样讲，我百感交集，是苦？是酸？我无以言表，到底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年代，难道父亲会把伴随自己半辈子的针线包记错了年代，还是他的回答另有含意？

一九九四年我父亲病重住院。我永远忘不了他在病榻上说的一句话：“我真想活到2000年，能让我亲眼看到中国人都过上小康日子”。

我相信这是父亲内心最大的渴望，也是他奋斗一生的理想。父亲的一生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他艰苦，动荡，流离了九十二年，却未能亲眼看见自己为之拼搏一生的最终成果。

父亲的遗憾我永远不忘。

我永远敬仰，永远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