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5日，一场震惊秭归县的盗窃案震惊了全国。当天，秭归县公安部门接到了一则紧急通知，报案者声音颤抖，声称屈原纪念馆发生了严重盗窃事件，馆内数件珍稀文物竟在无声无息中消失。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不仅是因为失窃文物的珍贵，更因为秭归县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秭归，作为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瑰宝。这里的战国古墓群，曾出土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每一件都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在这其中，一件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战国铜敦尤为引人注目。这件铜敦造型独特，高22.8厘米，口径17.5厘米，由两个半球巧妙组合而成，上面刻有精美的兽首和旋涡纹，古朴而庄重，堪称国宝级文物。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封锁了纪念馆，并展开了详尽的调查。

深入勘查现场的核心纪念馆区域后，干警们开始仔细分析每一个细节，寻找可能的线索。他们特别关注了三号和四号陈列柜附近的足迹及其走向，这些细微的痕迹或许能揭示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经过认真比对和分析，干警们推测犯罪嫌疑人可能使用了梯子作为攀爬工具，成功攀上了二楼北侧的窗户，进而潜入馆内。

这个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勘查人员发现该窗户部分已遭到破坏，显然是有人强行进入的痕迹。而在窗户外围的勘查现场，干警们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架竖立于窗墙下的木制长梯，这进一步印证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路径。这架长梯显然是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之一，他们利用它攀上了二楼，进而实施了盗窃。

此外，勘查人员还在被盗走的铜敦等文物所在的四号柜下方，发现了一个长约两寸左右的物件。这个物件看起来非常特别，经过仔细辨认，干警们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只宝剑的折断剑尖。这个发现让干警们对案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可能首先使用了管钳、匕首、撬棍等工具，撬开了装有青铜宝剑的三号柜。在取出宝剑后，犯罪嫌疑人又利用宝剑作为撬棍，打开了四号柜，盗走了铜敦等文物。由于作案过程中可能由于匆忙或用力过猛，剑尖被撬断，遗留在了现场。这个细节不仅揭示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还显示了他们在作案时的心理状态非常紧张。

同时，技术人员在现场还提取到了两枚鞋印，这些鞋印成为了案件侦破的重要线索。其中一枚鞋印看似由胶底皮鞋留下，而另一枚则明显为网球鞋的印迹。通过比对和分析，干警们发现这两枚鞋印的尺码大约在39-40号（旧码）之间。

经过清点统计，作案嫌疑人共窃走国家一级文物9件：花饰铜敦1只，纯铜敦1只，青铜剑1把，编钟3个，青铜壶3只。其中最宝贵的则属铜敦与编钟。

湖北省公安厅对此案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尽快找回失窃的文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使得此案成为社会的热点。然而，案件侦破并非易事。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除了发现的这几枚模糊的鞋印外，窃贼的身份和行踪始终是个谜。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之时，警方开始从作案工具上寻找突破。他们发现，屈原纪念馆被盗案与另外两起案件的作案工具均为管子钳。这一发现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他们开始怀疑这三起案件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就在这时，监利县公安局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几个月前，一位拾荒老人在一条小巷里捡到一根抽水机管筒，并从中发现了几张被盗的金融债券。警方在老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那根管子，并从中找出了更多的金融债券。经过深入调查，这根管子与附近一个曾入狱的盗窃团伙有关。

警方立即对这个盗窃团伙展开调查，并很快发现了重要线索。经过比对指纹，他们发现团伙成员李建新的指纹与屈原纪念馆文物窃盗案罪犯的指纹完全吻合。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李建新被抓获归案。在审讯中，他供述了与另一名罪犯栗金飞共同盗窃屈原纪念馆的犯罪事实。随后，栗金飞也被逮捕归案，他坦白了销赃的过程和文物的藏匿地点。

原来，李建新和栗金飞在盗得文物后，为了迅速脱手换取现金，将古铜敦3.8万低价卖给了广州的文物贩子“阿金”。阿金识货，知道这件铜敦的价值起码上亿，于是又将铜敦高价转卖给了一位香港商人。这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流失海外，出现在索斯比拍卖行。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国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提供证明材料和案犯口供，成功说服香港商人将古铜敦无偿归还给祖国。1989年5月29日，历经曲折的古铜敦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不仅展现了我国警方的智慧和毅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保护。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保护文物、维护国家尊严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时刻警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