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人民路的夜晚从晚上10点之后开始。

吉他、香烟、啤酒，人们在古城街头席地而坐，拉着身边陌生人的胳膊，漫诉人生与理想。在一家四人间民宿，一个床位月租900元。

每天下午，人们坐在院子晒太阳喝茶，偶尔约饭、玩飞盘。买多了油条分享给身边的陌生人不会显得唐突冒昧，每周做三天义工可以省下食宿费用。

2023年，《去有风的地方》带火了大理，12月25日，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发出公告，为这部电视剧补助200万元。

一年里，“互联网大厂裸辞＋大理”成为新的流量密码。无数人涌入大理古城，这让住得久的“老大理”感受到狂热。

大理为何能吸引那么多青年？它是否是真实的世外桃源？拥抱城市文明过程中的大理，发生了什么变化？

2005年来的人和2023年人描摹出了不同的大理。

大理洱海边清晨日出，海鸥成群飞过。图/九派新闻 王怡然

【1】放弃大城市

23岁的小安不满于她的互联网工作。在她看来，这份工作价值感缺失，没有成长。在上海工作一年后，她开始相信“生活不是轨道，是旷野”，于是裸辞来到大理。

为了获得有趣的生命体验，小安在大理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打工换宿；路边摆摊和人聊天；在苍山采茶花；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看烟花散落。她喜欢下班后去洱海边席地而坐听歌，弹唱的吉他手是个“自由的灵魂”，辞职卖唱赚旅费，一个人，一把吉他，一个背包，走过许多城市。

她先后在一家书店和一家数字游民社区做义工，包住宿，每周只需要工作3天，大部分时候没有客人。她花了几百元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招工群，每个月也能有几千元收入。更多时候，她把时间用来经营自媒体账号。

在大理生活了一段时间，小安久违地想：“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快乐”。她在北京和上海都工作过，但都没什么朋友，而在大理，好像很容易和人产生情感的连接。

大家在院子里迅速熟识，约着去玩飞盘。她在书店里帮一位顾客拍了张照片后，说自己要去吃麻辣烫了，对方说，我也想吃，一起啊。后来，小安在海边给她过了生日。

还有一位几年前认识的网友，过去他们同在广州，但从没见过，来大理后，小安意外发现对方也在，经常约着一起度过“gap”时光。早上去吃早饭，旁边两个女孩问她，“我油条买多了，你吃不吃”，后面变成三波人一起分享着稀豆粉和油条。

“松弛”是小安对大理的定义。在一场聚会上，她自我介绍是“无业游民”，立刻有人很轻松地接话：“无业有什么，我们这多的是这样的人”。

在都市，社会符号和身份是人的名片，而在大理，这些被无限削弱——没人在乎你是谁，从哪来。快乐度过的当下是否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事。

近期，两个纪录片导演找到小安，希望拍摄她的生活。她想，应该是因为“刚工作就裸辞”、“来大理”、“义工旅行”等标签，是一种“buff”叠满的状态。

“现在大理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刘大壮问。“在我们那个年代，大理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生活躺平的地方。”

在刘大壮眼中，大理应该用来修身养性，它适合不需要为钱发愁，也不想做事，但又不想出家的人。

2016年搬来大理前，他从事企业规划工作，“年薪200万”。刚来大理，他就购入了四处房产。

在他眼中，大理的物价超过了很多二线城市：房价高到2万多一平米，一个普通单间的月租要2000元上下，村里的民房倒是便宜，一年1万多，但不花几万元重新装修根本不能住。一碗米线10元出头，两个人随便吃点烧烤，要花上两百多。想去酒吧享受生活？抬头一看价目表，一杯85元。

他的一处房产在大理最著名的别墅区。早年间，这里几乎没有本地车牌，住的全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他们年轻时奋斗过，有资本。后来，刘大壮开了家中古店，收入丰厚。

“大理盛产废人。”所有人都这样说。

“大叔”曾是个房产销售，在北京和大理都拿过“销冠”，但他认为自己过不了奋斗的日子——工作16年，他没在一家公司待过一年以上，干半年，玩半年是他的生活方式。

2017年，他和妻子“肉肉”从北京搬到大理，用在北京的积蓄在大理买了房，至今还没交房。

在大理躺平的日子里，两个人每月开销不超过5000元。而到了2020年，因为房贷和生活压力，他们回北京“搬砖”，攒了些钱，2023年，他们又回到大理，目前“无业”。

与之相反，奋斗则是大理的另一种形态。

2016年回国后，鲍捷来这里白手起家，租住500元一月的单间。

他一天没事做就会焦虑，每晚躺下到凌晨两三点睡不着，脑子里过着要操心的事。最近，他又要开一家新民宿，整个十二月中旬，他都在民宿盯着，常站在院子里长长地叹气。

作为大理的奋斗样本，他买车买房，开起三家民宿、一家租车行和一家修理厂。

鲍捷看不惯躺平的“废人”，他叮嘱道，在大理不要把钱借给别人。有的人结识不到一天，就会开口询问能不能借二百块钱。这种借不会归还。

【2】摆摊即自由

摆摊是件很“大理”的事。小安摆过一天“聊天摊”，不收费，平板上写着“瞎聊”，自我简介上写着“逃离北上广，用义工旅行的方式流浪世界，Gap year体验人生ing”。她将聊天称为“收集大理人类样本”，人们有来旅行的、体验生活的、疗伤养病的。

十点后，在街上走上三个来回，每一趟都能看到新的摊位摆出来。玄学算命是主流，中式、西式、塔罗、星盘，价格低至18元，高至88元。一家中式算命摊位“随喜”收费，有的老板豪气，出手就是200元，有时算了一个多小时，对方却只给5元。

左拐到叶榆路上，更加五花八门。有烤肉串、炒饭、烤奶茶、毛线帽、耳钉首饰，也有大理特色——纯陪聊、心理咨询、算命、烤火和酒摊。

选择在哪条路上摆摊，看的是最近城管“查哪查得严”。城管来了怎么办？“端着炉子就跑啊”。三三理所当然地说道。

12月中旬，曾在杭州做咖啡师的三三在裸辞来大理。半个月后，他来到叶榆路上摆摊卖热红酒，33元一杯。中间炉子烤上碳，两边六七个小马扎。这里习惯热络的聊天，但不习惯问名字。

三三的热红酒摊，围坐在周围的都是捧场的朋友。图/九派新闻 王怡然

从8点到12点，三三只接到了一位顾客，是从新疆来大理短暂旅行几天的游客。更多热红酒卖给了来捧场的朋友，15元一杯。但收摊时他发现，一晚下来，成本都没收回来。

最赚钱的看起来还是玄学、算命，给人把脉的小D赚了800，中式算命的小E赚了300，是其他摊位难以想象的高收入。

因为讨厌“酒摊”，三三不愿意去人流量最大的人民上摆摊，那里的客人会在结账时傻眼了——一瓶普通啤酒要价五六十元。

收摊时，三三会把垃圾收拾干净，烟头捡起。

摆摊竞争的“内卷”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芋头见过无数起抢摊位发生的口角，她计划把电动车横着停，或用两块石头压住占位置，几个摊主每天轮流来，一次占上五六个空位。

对2015年前来的“老大理”们来说，摆摊文化最初代表的自由与文艺气质已经消散了，只留下形式的空壳。甚至因为过度商业化，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大理古城。

刘大壮摆摊卖过中古物件，榨过果汁，烤过烧烤，都是为了好玩。他回忆，那时唱歌，歌得是自己写的，卖手工制品，东西得是自己做的。而现在，有人问一个摊主帽子多少钱，摊主答，“200元，手工的”，他问，“谁做的？”对方不吭声了。

【3】大理的转变

如果非要说一个转折点，刘大壮认为，“大理”消失在摆摊卖CD碟的陈勇离开人民路之后，那是在2017年前后。

刚来时，山雨住在一个叫做“日食”的青年社群，整日人声鼎沸，大门从不上锁。嬉皮、摇滚、电子乐几乎每天都有。

2013年，山雨还在国外读书，只要一回国，就会跑到大理。

在山雨记忆中，一位俄罗斯人一边摆摊卖自己的专辑，一边玩火球；地上堆着的小饰品，是摊主走遍藏区一点点收上来的；外国人很多，唱的都是“世界音乐”和国内最先锋的歌曲。

那时酒吧里卖的是苍山的山泉水酿成的啤酒，玩的是中国最早的电子乐。山雨和朋友晚上一路喝过去，从“鸟吧”，到“坏猴子”，再到“太阳岛”。聚会也很随意。在路边租下一片玉米地，前一天下了雨，地上都是泥。她们生起火，旁若无人的跳舞，在泥里打滚到天亮，再跳进洱海洗澡。

骑车在古城转一圈，一条路上都是认识的人，随便走三个路口，一定会停下来聊两次天。山雨感觉，从2015年开始，大理“变天”了，像个大建筑工地一样，随处都在拆建房子。房租开始暴涨，很多人因为“住不起”，纷纷搬离古城。后来，古城到才村之间的路，从一条没有路灯的水泥小路变成宽阔的双向六车道，中间还有花坛绿化带。路边不再有篝火，再不会升起。

2015年，电影《心花怒放》上映后，人们潮水一般涌入古城。最明显的是物价的变化——2005年到2015年，房租随着时代发展缓慢上涨，从500元涨到2000元，而2016年开始，一下子飞跃近十倍。也就是那一年，陈文花5万元的年租金租下一处院子，他敏锐地感觉到，以后可能租不起了。

摆摊，路边喝酒，几个人聚会，弹吉他唱歌，这就是乌托邦？陈文不理解。他热爱大理，但无法认同外界不切实际的想象：一个摆摊的特别热情地帮你做向导，最后发现他是个穷人，帮你只是为了蹭你吃顿饭；一个客栈义工，在老板外出不在时，把所有亲戚朋友叫来店里待着，冒充“老板”身份去吸引女孩。

“这些东西乌托邦吗？”在陈文看来，一个一年工作三百天的人，把他扔到任何一个不需要工作，还有阳光的地方，都是，这和一个理想的“旷野”，这与大理无关。

现在走过人民路，山雨会特意绕开。她长居上海，仍然会每年回一次大理。在她眼中，大理的变化是断崖式的。老朋友们陆续都走了，还留在大理的只有阿南。

阿南从没“躺平”过，十年前，她在人民路上开店，房租上涨后关店转为了工作室。在大理待的时间太久，她好像谁都认识，不停地和人打着招呼。

在阿南和朋友们眼中，大理的野性早已消弭。她怀念那个回不去的年代，但她冷静地回看过去，那些自由背后有更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包容、多元、自由，它也变得复杂。

阿南在酒吧参加电子乐活动，在十年前的“日食”，这样的活动几乎天天都有。图/九派新闻 王怡然

“大理从来不是乌托邦。”阿南说。

“我很怕你强化大理是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它不是。”聊了三个小时，这句话被陈文重复了四五次。他梳着辫子，头发有些花白，穿着拖鞋。他从2005年就来到大理，今年已经47岁，待了近20年。

陈文刚刚来到大理时，看到一位年近80岁的本地奶奶在路边卖菜。一位扎着脏辫，穿着羽绒服和短裤，胳膊上文着湿婆和玫瑰花的外国人从奶奶面前走过，奶奶只抬头看了一眼，平静地低下头继续卖菜。

陈文想，这就是大理，无论什么人都能自由生活，被它包容。

后来，他决定留在大理，因为这里天气好、物价低、不排外。古城面山背海的格局自古以来就是被推崇的“风水宝地”。不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一年房租5000元，而他在福州老家买的房子，只物业费一年就要4000元。

他第一次在大理去酒吧，大瓶青岛卖八块，越南咖啡卖五块。他要了一整瓶洋酒，老板拿起进货单去找价格。台上，有三个中国人在轮着演出，台下有几个白族的本地人，一个德国人，两个美国人，还有一条狗。

为什么在那个经济腾飞、遍地是金的时代来了大理？“觉得挺好的，就来了呗。”陈文没有想太多。他觉得，只有“文艺青年”才能讲述阳光、自由、心灵及其“背后的故事”。

他在大理不约饭、不约酒、不参加聚会，有要好的朋友。认识了两年后，才和朋友第一次互留电话。陈文想找他，会从古城的这头走到那头，去敲他家的门，在家最好，不在家就下次再来。他愿意花上一年时间装修一处院子，从村民那里收来的窗户框在他手下变成了一条木凳子。

“95%的时间都在无所事事。”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义。

【4】现在车马很快

12月1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提到，2023年，大理市预计全年接待旅游者超过9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00亿元。

而这些外来常驻民纷纷离开，有的去了巍山、腾冲、新加坡、泰国，有的回到了城市中。

在他们的记忆中，大理吹响步入现代文明的号角，是从2015年《心花怒放》上映开始。2016年一整年，整个大理像个“大工地”，到处在修建房屋道路，物价“成倍地往上跳”。再然后，2017年，轰轰烈烈的“洱海整治”开始了。

2017年3月31日，《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告》宣布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暂停审批餐饮、客栈，并对现有餐饮、客栈服务业进行整治和规范。刘大壮数着房子过去，估摸着波及的有2000多家。

穆辰是这场治理风波中“受伤”的民宿老板。他2014年来到大理，第二年在洱海边开起了民宿。红火一时，有人曾找到他，希望能合伙开分店“二号院”。而那场持续了近两年的治理中，民宿里每个房间都贴上封条，不许接待客人，只留一两间自住。最后他算下来，这间民宿几乎赔掉他全部积蓄，30多万。

生态廊道修起来了，水泥路面变宽了，而在谷子眼中，大理的那份原始气息也在消逝。在洱海边走几步，就能遇到一组拍婚纱摄影的人，县城旅游团涌入古城，“本地特色”白族石板烧成了必打卡美食，可鲍捷说，白族根本没有石板烧，是这两年为了游客专门“制造”的。

大理的很多村庄都开起了民宿，2023年尤为疯狂。企查查数据显示，大理2023年新注册1985家民宿，途家民宿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中，大理占据创收榜首。

这些数据已经足够亮眼，可鲍捷所在的民宿群中流传一组非官方数据：2023年上半年，大理新增了2万多家民宿，下半年又倒闭了一半，有些还没装修好，就做不下去了。仅他在的“大理的小院子”三个小区，都开起了至少千家。因为办手续麻烦，这些民宿很少有登记注册在案的，“只要是个人租了栋房子，就会拿来开民宿”。

“现在站在苍山上往下看，房子比地多。”谷子说。

2015年，35岁的他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辞职来到大理。那时逃离北上广风潮正盛，他自认赶上了大理好时代的一点尾声，古老的“文艺”气息仍存，村里的楼房之间有大片空地，车能一路开到苍山顶上，村子和路破旧但原生态，是他想象的“诗与远方”。

谷子有两个女儿，尽管来到大理意味着放弃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但他想得开：“现在的年轻人卷到最后都来大理躺平，我女儿从小就能在大理躺平，这不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要么就是纯粹的现代文明社会，要么就享受田园牧歌，现在的大理，像个不上不下的破县城。”谷子认为，城市文明的进入打破了传统的秩序，村民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游客的“入侵”，路边都是乱停放的车辆。

鲍捷记得，刚来大理时，电动车和汽车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扔下。而现在，车停的位置不对，出来就发现，被人划上了几道，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毁约”也是最常见的。前一年签好合同，第二年发现市场价上涨，就不遵守合同，要求涨租，不同意就去家门口闹，逼得租客没办法，要么妥协，要么放弃已经投入的昂贵装修另寻他处。穆辰、鲍捷这些民宿老板，身边都有数个朋友经历过这种“糟心事”。

混乱无序拥抱着这座用力完成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隐隐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变了。

刘大壮刚来大理时，去村子里办事，都会被当地居民热情地邀请去家里吃饭。而现在，本地人不再那么淳朴好客，在商业行为中不守信，频频毁约。

他去腾冲时，别人买12块钱的排骨，他去买只要11块，大骨剔掉，只留精排。老板客客气气地告诉他，“要不是你们从外面来，我们哪来的这么多工作机会，这么高的收入？”言语间充满感激。

对比大理，刘大壮脑子里那根弦“崩掉了”，于是决定离开。在网上，他有时看到一些“吐槽”大理的帖子，本地人会在下面回复：“不好你别来啊，谁让你来的”？

大理冬樱盛开，人们挤在树下占机位拍写真。图/九派新闻 王怡然

【5】我们如此热爱大理

陈文如此热爱大理。他亲眼看到很多10年以后来的人，经历了2015年后大理的巨变，觉得太商业化了，拔腿就走，还要骂上几句“大理变了”。反而零几年来的人不嫌弃。“如果觉得变了，就抬头看看，蓝天白云没变，苍山洱海也没变。”

他常用“10后”来称呼后来者。在他看来，后来者的“入侵”才是大理原始的乡野气消失的原因。他理解在更多人口中“唯利是图”的村民：又希望服务和设施发展的便利，又要求人在利益面前保持着原来的淳朴善良，那本来就不可能。

“我们所有那个年代来的人，对大理都充满感激。谢谢大理，让我们有过一段这么好的日子。”陈文说道。“说它商业化，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就是组成商业化的部分。”

陈文也有自己的事业。他在泸沽湖投资了民宿，在拉萨开了一家日料店。这些生意，都不在大理。这是他古怪的执拗——希望大理永远是家，而不是赚钱的“战场”。

刘大壮2022年搬离大理。现在，他正筹划着卖掉自己在大理最后一套房子。腾冲成了他“新的大理”，那里有十年前大理的一切：宜居的环境，紧密的社群关系和云南独特的好天气。他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低廉的房价、物业费和生活成本，很多老朋友都搬了过去，还有人去了远离古城的小山村，更远点，到了泰国、新加坡，寻找下一个大理。

鲍捷是被大理“困”住的人。他的产业都在这里，离开不再像年轻时那么轻易。此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找到另一个能去的地方。“我们这种人，回老家格格不入，去大城市又受不了，只能先留着。”

大叔和肉肉回到大理，这里给了他们许多“死在当下都值得”的瞬间。“以前的大理我打90分，现在分数下降了，变成80分，但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大叔说道。“除了大理，国内好像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对于2023年来的“新人”们，大理的形象更加单纯：它只是生活外的旷野。芋头和奶皮在村里租了间老房子，租金一年一万元，又花两万元装修。芋头找了份咖啡店的工作，奶皮做起自由职业，晚上去摆摊，或和朋友小聚，生活有声有色。美中不足的是，“世俗”的目光无法被大理隔绝。奶皮说，“我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泡沫，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就像一下回到现实。”在父母眼中，不在城市打拼，没有工作的他们是“不正常”的。

更多人是大理的过客，要重新走回“轨道”上。三三预计在一月中旬离开，继续回到城市做“老本行”咖啡师，再回来，最快也要明年下半年。小安打算最近离开，年后重新找份工作，她在大理体验了另一种人生，也意识到自己的资历和职场经验，并不足以支撑自己现在做个“自由职业者”。

“00后”“10后”“20后”……每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大理。阿南觉得，就像现在自己看人民路上喝酒唱歌的人是一群“妖魔鬼怪”一样，自己当年喝多了，在人民路上手足足蹈的时候，更早来的那群人，看自己也会觉得很傻。

2023年，“躺平”成了大理的标签，而在寻访过程中，我发现用任何一个词去定义大理都会被推翻。在大叔眼中，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的人，构成了这个自由的城市。而在陈文看来，大理一直是大理，是这片土地绵延不绝的包容心，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

为什么是大理？每年都有人下定决心离去，也有人怀揣希望前来，从某种角度看，这和“北上广”一样。我们也无法为此下定义，究竟是大理塑造了人，还是人构成了大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九派新闻记者 王怡然

编辑 曾金秋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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