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被关在南宫近七年的明英宗朱祁镇自由了，史称“夺门之变”。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而清算的第一人就是于谦。

于谦和大学士王文被投进大牢，罪名是谋逆，应处死刑。为此，王文据理力争，而于谦则笑笑，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你申辩有什么用。

判决书送到明英宗那里，英宗说"于谦实有功"，杀他有些过意不去，也会给自己背上杀害功臣的骂名，而随后徐有贞一句话，让英宗痛下决心。

徐有贞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

最后，于谦、王文同时被杀，明景帝也离奇死去。

于谦死后，他的儿子及妻子被流放边疆，直到成化初年，儿子于勉才被赦免，之后上疏为父亲申冤，于谦这才得以昭雪。

以上史料出自《明史·于谦传》，其中明英宗与徐有贞的对话，则是出自于谦儿子于冕撰写的《先肃愍公行状》。

但是《先肃愍公行状》所记载的内容，与明代流传至今的诸多史料都有冲突。

在焦竑（万历十七年状元）所著的《国朝献征录》中，"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并非出自徐有贞之口，而是石亨、张軏（yuè）等人说的，另对明英宗所说的"于谦实有功"，则完全没有记载。

余闻故老云：英庙持于王狱辞未下，石亨偕张軏面奏曰：“陛下不杀谦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决。忌嫉之徒乃谓出自公口，冤哉。初犹有知其诬者。——《国朝献征录》

那么《国朝献征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作品呢？这本书成书于万历中叶，是一本人物传记，从大臣到地方官吏，几乎都有记载，时间跨度从洪武至嘉靖，收录十二朝，内容丰富。

作者焦竑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官翰林院修撰，著作甚多。清史学家万斯同等学者在修《明史》时多以此书作为参照。

从此书的内容到作者，都显示这本书具有一定的严肃性，而且作者在书中所撰述的关于斩杀于谦的内容，也并非孤证。

同样，在明人陈建所著述的《皇明从信录》也得到了印证，书中写明“不杀谦等，今日无名’，这句话出自张軏之口，反而产生犹豫的人是徐有贞。

先是于谦等下狱，徐有贞犹豫，张軏言曰：“不杀谦等，今日无名’， 狱遂决。”——明·陈建《皇明从信录》

而且由于谦儿子于冕撰写的《先肃愍公行状》，在其它相关史料中却未提及，反倒成了孤证。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此推论，实际上明英宗朱祁镇在杀害于谦这件事上，他从来就没有犹豫过，那就更不会后悔了。

除了上述史料上的冲突，明英宗在诛杀于谦这件事上，也表现得十分反常。

按《明史》记载，明英宗有犹豫，认为于谦有功，害怕自己背上杀害功臣的骂名，但为何徐有贞一句话就让他痛下决心呢？

很简单，在维护个人名誉与保护国家功臣两者之间，他选择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既然于谦自己都知道石亨等人在玩什么把戏，明英宗又有什么理由不清楚其中的猫腻呢？

而且对于于谦，他也不是第一天才认识的，在发生土木之变前，他们的君臣关系也维持了将近14年的时间，就算他不理朝政，于谦在此期间的表现，他多多少少都是有所耳闻的，不然于谦为什么会被调回京师，出任兵部右侍郎呢？

土木之变，朝堂震动，于谦之死，朝堂同样也不太平。明英宗可能想要的结果是诛灭于谦全族，当时遂溪的教谕（官职名）吾豫就认为，于谦所犯之罪该要灭族，并且由他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也都应该被处死。

但于谦的影响力实在太深远了，在刑部的坚持下，最终维持了原判，不过大将范广、贵州巡抚蒋琳仍由于为于谦所提拔而牵连被杀。

于谦死后，明英宗对他的迫害仍未结束，除了将他的家人流放边疆，还将他的罪名刻板通告全国，而且这个板子一直到成化三年才有人提议毁掉。

就这还没完，明英宗还派人抄了他的家，不过他也被狠狠打脸了。可能他以为明代宗朱祁钰最倚重的大臣，家里应该家财万贯才是，没想到，于谦的家里除了御赐的蟒衣和剑器，竟然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于谦死后，兵部尚书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接手，结果不到一年就被撤职抄家，家中堆满金银财宝，史载，此时的英宗质问石亨：“未一年败，赃累巨万”，而“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石亨则无言以对。

后来，边防警报不断，英宗发愁，在一旁的恭顺侯吴瑾则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盯此。

《明史》载，“英宗亦悔之”，那么英宗是真的后悔了吗？不，他没有后悔。

后期有良臣李贤辅佐，《明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但在李贤使计离散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使三人皆因结党谋逆而死后，明英宗也没有给于谦平反，更没有赦免被判流放戍边的于谦家人。

但是他对葬送江山的罪魁祸首王振，又是招魂而葬，又是立祠刻像。相比之下，对于家国立有最大功勋的柱国重臣于谦，他最终选择了冷眼报恩，冤死不昭。

那么，在历史上自己选择甘愿被打脸的帝王有吗？有，就是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谏言名臣魏徵死后，因太子叛乱，李世民曾怨恨魏徵，因为牵扯其中的两大人物：侯君集和杜正伦，都是魏徵推荐的，由此，李世民对魏徵产生怀疑。

他下令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魏叔玉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后来，太宗亲征高句丽，虽取胜但并未灭掉高句丽，对此太宗后悔不已。此时他又想起了魏徵，感慨的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回师之后，他命人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立起他的墓碑。

上述唐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这才叫真正的后悔，而明英宗则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能谈得上“后悔”二字呢？

到明宪宗一朝，宪宗之所以愿为于谦平冤昭雪，并说这是英宗遗诏，不过是父子二人玩了一把帝王心术而已。

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看，夺门之变时的明英宗，复位后必然要笼络迎立他的“有功之臣”，而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都对于谦恨之入骨，都想借英宗之手除掉他，英宗自然会配合他们。

之后英宗又是抄于谦的家，又是将他的罪状诏告天下，很明显，英宗在掩盖自己的心虚，并企图通过更多的罪名来证实于谦就是一个坏人。

但现实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坐稳龙椅的明英宗，又将当年的“有功之臣”给杀了。

明英宗的这波操作，史料中也不乏案例，雍正诛杀年羹尧和隆科多，不也是这么干的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社会，帝王心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