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根本就不想造反，其实是关陇集团对中央集团不满，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官军。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表面上是他个人意图，背后却牵扯河北门阀势力与关中贵族的长期对立。 要说明白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说起。唐朝刚建立那会儿，天下的权柄基本攥在关陇贵族手里。这些人家世显赫，祖上不是跟着李渊打天下的将军，就是关中本地的世家大族，朝堂上的大官、军里的将领，十有八九都跟他们沾亲带故。他们看河北这边，总觉得是“偏远地方”，就算河北的州县比关中富，在他们眼里也只是“纳税的来源”。 河北这边呢，早就憋着股气。从隋朝开始，河北就是大运河的枢纽，沧州的盐、冀州的粮、幽州的战马，哪样不是朝廷的命脉？当地的门阀也不含糊，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些家族传了几百年，家里的子弟读书的、经商的、领兵的，各行各业都有头有脸。可到了长安，关陇贵族见了他们，要么鼻孔朝天，要么就拿“地方人”的名头挤兑。 就说税收吧，天宝年间，关中贵族把持的户部总说河北“富庶”，摊派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河北的粮商们运一批粮食去长安，路上被关卡盘剥好几次，到了地方还得给管事的官爷塞红包，不然连仓库门都进不去。有回范阳的刺史想给朝廷上书，说本地百姓快扛不住了，结果奏折刚到长安，就被宰相李林甫（关陇出身）压了下来，还回了句：“河北刁民，不压着点要翻天。”这话传到河北，那些门阀老爷们气得把茶杯都摔了。 安禄山能在范阳站稳脚跟，靠的就是河北门阀的支持。他是个胡人，早年在边境做生意，跟河北的商帮混得熟。后来当了节度使，手里有兵权，河北的大族们就觉得“这人能用”——他不是关陇那边的人，跟长安的贵族没交情，又能打仗，正好替他们出头。 有回长安派来个御史巡查，到了范阳就摆架子，指着安禄山的鼻子骂他“胡人不懂规矩”，还说要查他的军饷账目。当晚，范阳最大的盐商就找安禄山，塞了个账本给他：“大人看看，这是长安那边三年来从咱们盐场多拿的好处，够养三个营的兵了。”安禄山第二天就把账本摔在御史面前，那御史灰溜溜地回了长安，再也没敢来。 河北的门阀们不光给钱给粮，还把自家子弟送到安禄山的军队里。博陵崔家的二公子，文能写诗，武能骑马，放着长安的官不当，非要来范阳当偏将，说“在长安看关陇人的脸色，不如在这边护着家乡百姓”。这些人聚在一块儿，天天说长安的不是，说关陇贵族把朝廷当成了自家的私产，早就忘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所以天宝十四载那回，安禄山在范阳城头竖起“清君侧”的大旗，底下响应的不光是他的兵。沧州的盐工们自发组织起来，把运盐的船改成了运兵船；冀州的粮商打开粮仓，让士兵们随便搬；连那些平时只读圣贤书的老先生，都带着学生去军营里帮忙写檄文。他们嘴里喊的不是“反唐”，是“让长安的人看看，河北不是好欺负的”。 关陇集团那边呢，也觉得自己占着理。他们说安禄山是“胡人乱政”，说河北门阀是“地方割据”，调集了关中的军队，喊着“保卫朝廷”的口号杀过来。两边的兵卒在战场上相遇，互相骂对方是“反贼”，可仔细问问，河北的兵家里可能有亲戚在长安做买卖，关中的兵或许祖上就是从河北迁过去的。 打了两年仗，洛阳城被烧得不成样子，黄河边的农田全荒了，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有个从范阳逃到长安的老妇人，见了长安的士兵就哭：“我儿子在安禄山的军队里，我女婿在你们这边，他们为啥要互相杀啊？” 后来安禄山死了，仗还接着打，打到最后，河北和关中都打空了。有回清河崔家的老爷子站在自家被烧毁的祠堂前，看着满地的瓦砾叹气道：“原想争口气，没想到把家都争没了。”长安城里，当年不可一世的关陇贵族，也有不少因为没钱养兵，把祖宅都卖了。 其实说到底，河北门阀想的是“自家的利益不能被欺负”，关陇贵族想的是“朝廷的规矩不能被破坏”，可他们都忘了，不管是河北还是关中，都是大唐的土地；不管是盐工还是士兵，都是大唐的百姓。争来斗去，最后受苦的还是那些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人。 直到多年后，有个路过洛阳的书生，在断壁残垣上题了首诗：“河北关中本一家，何苦刀兵乱如麻？若知百姓流离苦，当初莫要争高下。” 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及《资治通鉴·唐纪》综合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