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走到话筒前，轻轻拍了拍扩音器。台下是《东方红》演出的几千名演员，大家刚拍完集体照，正准备退场。周总理笑了笑，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同志们，我宣布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三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一瞬间，欢呼声像潮水般涌来，有人跳起来，有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总理幽默地提醒：“大家高兴可以，可别把地板跳塌了哟！”但他紧接着要求大家暂时保密几小时——因为电台还没正式广播。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了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而就在原子弹爆炸前几分钟，罗布泊试验基地，安装原子弹的铁塔下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工人王振禄蜷缩在发动机盖布里守了一夜，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宿舍，他说：“万一机器出故障，产品送不上去，我的责任就大了。”这种质朴的责任感，是那个年代无数科研人员和战士的缩影。他们睡地窝子、喝苦水，在孔雀河边背水，一盆水先洗脸、再擦身、最后洗脚，还要用来和泥修房子。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时间跳到1993年7月23日，印度洋上，中国的“银河号”货轮突然无法继续航行——美国局部关闭了该海域的GPS服务。尽管中方强烈抗议，美方仍坚持检查，最终一无所获却拒绝道歉。这种“卡脖子”的屈辱，让中国更加坚定要搞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启动。 北斗的研发路上，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自力更生”。原本答应提供原子钟的瑞士公司突然终止合作，理由是“只能用于欧洲伽利略系统”。北斗团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研发出中国自己的原子钟。而当中欧合作的伽利略计划因政治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时，北斗总设计师杨长风说：“我们不等了。”就像有人形容的：“中国可是高铁，说开就走。” 从原子弹到北斗，中国人走过了一条从“有无”到“好坏”的攀登之路。原子弹爆炸时，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北斗导航建成时，我们解决的是“好不好用”的问题。原子弹的蘑菇云让中国挺直腰杆，北斗的卫星信号则让中国的导航系统覆盖全球，还多了独门绝技——短报文通信功能。当其他导航系统只能告诉你“我在哪”时，北斗还能让你告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么”。 特别打动人的是，无论是原子弹还是北斗，背后都是普通人的不普通付出。原子弹爆炸前，防化兵冲进蘑菇云取样；北斗建设中，科研人员72小时不眠不休排除卫星故障。他们中有的人18岁入伍就再没回过家，母亲去世前都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有的人在最后一次核试验前，默默把一生奉献给了罗布泊。正如那副挂在核试验基地的对联写的：“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再为每一个成就欢呼雀跃得像1964年那样把地板跳得咚咚响，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发展已成常态。从“两弹一星”到北斗导航，从被技术封锁到自主创新，这条路中国人走了六十多年。毛主席当年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如今，我们不仅有了“这个东西”，还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历史的接力棒一直在传递，但有一种精神从未改变：就是把国家需要的责任扛在肩上，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你下次用手机导航时，或许可以想一想——那不只是卫星信号，那是一代代人奉献的青春，是一个民族自力更生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