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明朝的朝堂之上还在为了开海、禁海而争论不休之时，一场即将改变世界的变革却在西方悄然开始。曾经的丝绸之路不复昔日的荣光，中亚政权的频繁更迭导致旧有商路全面瘫痪，然而欧洲人对于东方商品的依赖和渴望从未衰退，开辟新的商路成了当务之急。葡萄牙人在十四世纪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而制造出三桅帆船，其船之精、之轻，皆适于逆风航行，成为沿海探险的专用船。在此船帮助下，十六世纪之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其地利之便率先扬帆大西洋，大航海时代全面来临。
图2-1 利玛窦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之下大批耶稣会传教士随之东来，这一次基督信仰与中华文明的相遇在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策略之下直指中华文明的核心，致力于建立一个既是天主教徒也是中国人的教会。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一路走来，以其所做的工作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在中国文化里降生。[1]因为利玛窦的成功，这一次，基督信仰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遍地开花，而山西也因此而迎来了信仰的曙光。
一、山西天主教两大柱石
据文献记载，约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s），山西绛州乡试解元韩霖（1596-1649）[2]在京为官，与徐光启（1562-1633）相交并领洗入教，绛州士绅段衮与其同时入教。是年，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随某官圣名伯多禄者做官陕西，韩霖、段衮遂邀请其到绛州传教并为他们的家族18人授洗，其中有韩霖之兄韩云、弟韩霞、段衮之弟段袭。天主教由此传入山西。[3]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关于天主教如何进入山西或者说山西究竟是如何开教，目前来说一共有三种说法。[4]但无论说法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首先是山西的教徒引介了传教士至山西开教，其次则是他们为传教士提供了传教的条件并在修建教堂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徐光启看来，中国教徒在地方捐建教堂，实以山西绛州为始。
图2-2 徐光启
若孝廉之万里将迎，捐资营造，可谓崇矣！肇立景门，独有钦赐一区。至于郡邑，则晋绛为始，可谓倡矣！[5]
百年之后，韩霖与段衮被称为山西天主教两大柱石。[6]
韩霖在家乡有较高的威望，高一志在绛州开教，得韩霖的帮助很多；又与张赓合著《圣教信证》，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传教士传略与著作的书。
段衮字九章，为绛州巨绅，在北京信奉天主教，圣名斯德望，归家后劝家人都奉教。高一志在绛州传教，段衮协助出力。段在家乡颇有威望，得教内外人士敬重，曾自己出资修建绛州圣堂。[7]
二、绛州首堂
艾儒略之后是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明天启四年（1624），金尼阁应山西绛州教友所请而由河南开封至绛州传教并开始筹建绛州教堂，这是山西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金尼阁也被认为是在山西地区出现的首任本堂神父。在两年间，他曾归化了100余人。[8]
图2-3 艾儒略
图2-4 金尼阁
天启五年（1625），金尼阁调往陕西。是年12月底，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1640）来到绛州传教。
图2-5 高一志
在韩霖、段衮的帮助下，高一志取得了时任绛州知州雷翀的支持而教务盛兴，当年在绛州即付洗200 余人，其中有举贡生员80余人。翌年又付洗500余人。到崇祯三年（1630），绛州教友已激增至2000余人。
在教务盛兴的同时，两座教堂先后建成，即绛州天主堂，由韩霖兄弟奉献‘段家庄天主堂，由段衮兴建。
此一时期山西所出现的教堂有两种来源，其一是教徒捐献自家宅院或者购买的宅院，另一种则是教会筹资而改建或新建的教堂。[9]它们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范畴，如山西绛州教区段春生神父曾在其《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一文中认为：
段衮于1624年在他的家乡——段家庄修建教堂一座，该教堂是绛州乃至山西天主教历史上第一座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10]
关于此事，笔者又与段春生神父沟通，得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即绛州教堂和段家庄天主堂都是由教友自发兴建的教堂，关于其始建时间，绛州教堂始建时间为天启五年（1625），段家庄教堂的始建时间则修正为天启七年（1627）。故此，绛州天主堂既为绛州首堂，又为山西首堂；而段家庄天主堂则如上文所言，是绛州乃至山西天主教历史上第一座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
继而高一志又到蒲州（今山西永济）传教并建立了教堂，崇祯四年（1631），高一志在蒲州又付洗1600余人。高一志又在绛县开教，开始即付洗150余人。六年（1633），高一志派遣金弥格（Michel Trigault，1602-1667）向北至太原府创立堂口，两年内授洗200人，被认为是太原首任本堂。
三、山西饥荒
崇祯七年（1634），山西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计。高一志以救贫济困、救死扶伤为己任，四处奔波尽力救助难民，为病重垂危的人及时付洗以拯救人灵，仅是年一年便为绛州、蒲州两地付洗1530人，并且设立育婴院，初收婴儿由50、100而至300。在荒年期间，绛州知州雷翀为善不倦，亦捐俸煮粥以赈，又将故乡家中千余石存粮运往辖区赈饥，从中可以看到其与高一志在慈善、安民方面所为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其出发点自有不同，但毕竟殊途而同归。此外关于其对高一志的支持力度，在其崇祯八年（1635）六月张贴的文告当中可见一斑：
告示
山西绛州正堂雷为尊天祛邪事，照得开辟一天、万古所尊，正道惟一而已。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相传所谓事天帝事，帝者是也。先儒解曰：上帝，天之主宰，今人以所见之苍苍者言天是犹称帝王曰朝廷也。即至愚之人不识不知，未尝不曰天爷、曰天命、曰天理、曰听天、曰靠天、曰天报，可见性中带来原非处强。自佛、道二教惑乱人心，使人不尊天而尊己，所以从古大儒极力辟之。更可恨者非佛非道、有无为金蝉等教名欺天悖理、煽惑愚民，至甚结党为非，大干王章法纪。幸有西儒高先生修身事天、爱人如己，以教忠教孝为第一事，上自圣天子贤宰相莫不敬礼之，以致缙坤学校诸君子尊之如师傅、爱之如兄弟，百姓从其教者能化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尔乡民有心向善何不归正于正道，乃甘从邪教，欲为善而反得恶耶？夫圣天子固天纵之聪明，而贤宰相以下皆孔圣之弟子也，岂识见不如尔乡民耶？尔等又何疑焉？而不弃邪归正哉？为此出示，明智之人自能迁改，即见理未明、一时未能从教者犹可由愚抵智、由顽化良，若不但执迷、敢从白莲、无为等教者定行访拿，其胁从之人一并活罪不贷，须至告示者。
崇祯八年六月 日[11]
荒年之后又逢疫疠，而后又遭闯王之乱，李自成（1606-1645）到处放火，然教友房屋有耶稣圣名记号者概不殃及，有教友言说亲见天神护卫教友之家及圣堂，谓为奇迹。[12]
四、开教之祖
崇祯十二年（1639）末，正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传教的高一志积劳成疾突然病倒，翌年（1640）4月9日在绛州安息主怀。段衮与韩霖兄弟为其购置棺木，段衮兄弟在自己的家乡段家庄献地五亩作为高一志的墓地。4月16日，由金尼阁主礼，有2000多名教友参加了高一志的葬礼，其中有功名的士绅阶层的官员有二三百人。高一志被葬于绛州城西五华里段家庄高崖坟。
高一志在山西传教十五年，付洗八千余人，内有功名中人二三百人，建教堂五十余座。据玛格赖斯记载：“高一志神父至1640年已建立102座教友聚会中心。”因其传教成绩斐然，后人尊其为山西开教之祖。
崇祯十四年（1641），耶稣会士万密克（Michael Walta，1605-1644）来到山西绛州传教，翌年（1642）又赴蒲州，十七年（1644）年在蒲州被闯军所杀，在他死后，金弥格主持了山西全省的教务直至清康熙四年（1665）。[13]
五、雁北首堂与教友
在清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70）间，京师有一信教官吏被发配到右玉县曹家山村，由于常有在京传教士前来看望，遂有多人信教并在该地建有教堂，该堂是山西北部最古老的教堂，该村也是雁北地区天主教最早传入的村庄。
另据圣母圣心会士费品璋所撰《大同教区传教史》记载，在1697年之前大同、阳高、左云一带已有教友，均归北京耶稣会管理，当时北京的传教士前往大同时就下榻在教友家中，足见当时大同城内已有教友。据资料所载，大同城内最早的教友为洪洞人杨存礼，其人在原籍时已领洗，清初迁居大同，居住在城内老坟（今马军营），庚子年之前又迁往南郊西河河村，庚子年殉道的国籍司铎杨如霖（Giacomo，1860-1900）即出自此家族。而后有柴市角王辅庭之曾祖王善人，李唐、郝义、蒋存礼等人先后入教。康熙年间，天镇县有辛庄子村薛家信教。大同城内李唐、郝顺等数家人于雍正年间信教。其后在庚子年前，大同城内有闫林、郭金宝、赵牛雄、段廉等数十家信教，南郊区榆林村有纪二先生在右玉曹家山村信教，回到榆林之后归劝其三弟（大同善化寺和尚）和赵文奎、李成枝、杨汉、菅卯等六十多人信教。在雁北阳高、天镇一带先后于光绪初年有西册田的徐坤宦、原治梁的高步清、新平堡的杨家、新庄子的石家、马家皂的董理、张家营的姜家、谢家屯的寇登、陈锋；莫家堡的孙志清，太平堡的杜金等人信教。截至庚子年之前，大同、天镇、阳高约有教友500多人。
[1]刘平著：《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2]孙继生：《明朝山西绛州韩霖：一个柔情顾家的天主教徒，一个从容赴死的儒士硬汉》，载于孙继生个人公众号：《慧言历史妙语古今》，2019年8月29日。韩霖：字雨公，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善诗文，工书法，家藏书数万卷，在北京信奉天主教，圣名多默。
[3]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刘志庆：《山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载于《中国天主教》，2014（5），第51页。
[4]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5-28页。
[5]徐光启著：《徐光启集》，王重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1-533页。
[6]段春生：《从教会本地化看早期山西天主教两大柱石 ——韩霖与段衮》，2017年3月28日，载于《信德》网络版https://www.xinde.org/show/38055
[7]《天主教太原教区简史》，2012年9月2日，载于龙城翱翔Joseph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451f2d01012wbn.html
[8] Margiotti，Fortunato.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e Origini al 1738.Roma：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牛稚雄译：《1738年前的山西天主教史》（四），载于Augustine Lee主编《公教文译》第5期，天主教福氏中心，2013年，第99-102页。转引自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9]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0]转引自张剑：《清明民初的天主教地方社会研究：以山西潞安教区为例》，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5页。
[11]秦格平著：《太原教区简史》，太原：天主教太原教区，2008年，第6页。
[12]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
[13]秦格平著：《太原教区简史》，太原：天主教太原教区，2008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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