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一直想除掉汉奸杨新元，却始终没找到机会。这时，另一个汉奸主动提出帮忙，说：“只要你们给我写两封信，这事包在我身上。” 1939 年冬，山东昌邑柳疃据点的伪区长于海，坐在自家堂屋里。他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茶盏，脑子里全是杨新元的威胁 ——“把你小女儿嫁给我当小妾”。 于海祖上三代都做绸缎生意，家里还有百顷良田，是当地有名的商人。可现在，他站在两难的路口：一边是日军控制下的家族产业，一边是八路军武工队政委牟汉华递来的秘密联络信。 杨新元在昌邑的恶名没人不知道。他原本是土匪，后来投靠日军，成了伪军连长。他习惯用双枪射杀抗日分子，更因带着日军 “扫荡” 时烧毁十二个村庄，被老百姓叫做 “活阎王”。 于海并非天生想当汉奸，他只是想通过妥协保住家里的产业。表面上，他当着伪区长；暗地里，却给八路军采购药品、传递情报。 可杨新元的威胁，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 —— 要是不交出女儿，不光产业保不住，自己的命也可能没了。 就在于海走投无路时，八路军昌潍游击大队政委牟汉华的联络员焦新城，悄悄找到了他。焦新城化名 “焦先生”，是地下党员。 他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问：“于会长，八路军想除杨新元很久了，就缺个内应。听说你跟他有‘翁婿之约’？” 于海听了浑身一震，接着苦笑着说：“焦先生你不知道，这哪是什么喜事？分明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 焦新城压低声音说：“我们有个计策，得借你‘女婿’的身份设局 —— 只要两封信，就能让杨新元自己钻进来。” 这个计策的关键，是摸透了杨新元的心思。第一封信，用八路军的名义写，向于海要 1000 块大洋，落款写 “昌潍游击大队”，要求三天内送到城西的破庙。 第二封信，要让杨新元看到，内容是 “除夕夜在炮楼喝酒，一起商量婚期”。于海很清楚杨新元的脾气：生性多疑，却又特别自负。他肯定会借着 “保护岳丈” 的名义，调兵去破庙埋伏，这样反而会中八路军的圈套。 腊月廿八晚上，于海带着哭腔闯进杨新元的据点，说：“杨连长，八路军要取我性命！” 杨新元拍着胸脯说：“岳父别慌，小婿早有安排。” 他马上调集两个排的伪军，在破庙周围设了三重埋伏。之后，他自己带着双枪住进于家，一方面监视 “老丈人”，另一方面也想落个 “新郎官” 的好名声。 除夕夜，于家炮楼里，杨新元正举杯喝酒。于海不动声色地往窗外看了一眼 —— 远处山梁上，八路军的神枪手已经准备好。 子时刚过，一声枪响过后，子弹精准打穿杨新元的眉心。这个刽子手，到死都没明白：为什么 “翁婿” 的婚宴，会变成自己的断头台。 这场锄奸行动的背后，是抗战时期敌占区复杂的政治情况。根据《山东抗日根据地保密锄奸斗争纪实》记载，1939 年，山东各地通过 “十人团”“武工队” 等组织，发展了 5000 多名锄奸网员。 于海这样在 “两面政权” 里做事的人，正是锄奸网络的关键节点。他们白天帮日军催粮，晚上给八路军送信，在 “汉奸” 和 “抗日者” 的夹缝里找生存机会。 杨新元死了，整个昌邑敌占区都被震动。日军宪兵队调查了一个多月，始终没查出谁是内鬼，最后只能归罪于 “八路军神枪手”。 而于海在这次行动后，彻底倒向抗日阵营。他利用伪区长的身份，把柳疃据点的粮秣供应减少三成，还暗中帮八路军建立 “白皮红心” 的两面政权。 就像冀鲁豫边区史料里写的：“两面政权不是投降，是斗争的策略 —— 表面上跟敌伪合作，暗地里搞抗日，让敌伪既不能整治我们，又不能废掉我们。” 可历史往往在细节里藏着残酷。1943 年春天，于海因身份暴露，被日军抓了起来。在刑讯室里，这个曾经为保住家产妥协的商人，不管日军怎么拷打，始终没说出八路军的半点情报。 临刑前，他给女儿留了一封遗书，只有两句话：“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若得青山在，早晚见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