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九大总督分布图，论油水最多的，一定是两江总督。 这份“肥”并非虚名，而是扎根于两江地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天下无双的富庶根基，更藏在制度缝隙与权力网络的层层红利里。 两江总督的油水，首先来自“钱袋子”的天然优势。这里的赋税收入占全国三分之一，是清廷财政的“压舱石”。从田赋征收的“火耗”折算，到商业往来的厘金抽成，每一分税银流转中都藏着可操作的空间。而江南的漕运与两淮盐政更是“暴利引擎”——即便漕运有专门总督管辖、盐政有盐运使专司，但两江总督作为地方最高长官，无论是漕粮征集的协调、盐引发放的督办，都能通过“规礼”“报效”等名义分润红利，这部分隐性收入往往是明面薪酬的数十倍。 其次，其收入结构早已突破“俸禄”范畴。按清廷制度，两江总督年俸仅180两，即便加上1.8万两养廉银，仍难覆盖衙门运转开销——师爷年薪需千两，接待、通信等费用更是无底洞。于是“陋规”成为公开的补充：布政使、粮道等下级官员每年需送上固定“节礼”，商号、富户为求庇护也要缴纳“孝敬”，曾国藩任内仅这类陋规年收入就达30万两，换算成今值超数千万人民币。晚清上海开埠后，南洋海防、洋务企业的管理权又落入两江总督手中，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的经费调度中，更不乏权力变现的机会。 相比之下，直隶总督虽号称“封疆首吏”，掌京畿防务与外交大权，却要时刻处在皇权眼皮底下，贪腐受限；两广总督虽有海关收入，但战乱频仍导致财源不稳；其他如陕甘、云贵总督，辖区贫瘠，仅能维持基本开支。 唯有两江总督，既握着全国最厚的家底，又有足够的行政空间运作利益，成为官场公认的“第一肥缺”，也难怪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都视其为仕途核心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