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后代，基本都润出去了，成了富商、巨贾。左宗棠的后代，一个没走，全在国内，成了医生、学者、技术员。这事儿还真不能细琢磨。 李鸿章当年搞洋务、办实业，算盘珠子都快拨到洋人家里去了，骨子里就透着股“务实灵活”的劲儿。他不光自己跟外国资本打交道，还在家书里教后代“学西方的生意经”，这种商业基因算是刻进了李家血脉。 1901年李鸿章去世时，给家里留下的私产据说超过四千万两白银，上海、天津的码头、厂房一抓一大把，不少产业还通过外国公司运作，早就埋下了“国际化”的伏笔。 等到1949年，李鸿章六弟的第四代孙李家昶、李家景带着几十美元逃到香港，硬是凭着这股子商业嗅觉东山再起。他们从纺织厂的小生意做起，后来又跑到非洲开矿，靠着李鸿章传下的“周旋智慧”，在当地部落和殖民政府之间拿到独家采矿权，慢慢折腾出了横跨亚非的钢铁家业。 弟弟李家曙更狠，直接钻进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挖钨铁矿，最后成了新加坡响当当的实业家。不过这些李家富豪都特低调，连定居在哪国的资料都藏着掖着，倒是李鸿章的外孙张爱玲更出名，只是她没沾商业光，成了作家，一生浮沉也算是李家后代的另一种写照。 反观左宗棠，这辈子就认“家国”两个字，抬棺进疆时喊着“国土丢一寸都不行”，这种倔劲儿直接融进了家训里。他没给后代留多少金银，只传下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国之所需”。 这也同样影响了他的后代。1955年在长沙周南附小当老师的左景范，是左宗棠的曾孙女，她教学生的模样，跟老祖宗教子孙的架势如出一辙。 左家后代真把“实学”刻进了骨子里。左宗棠的曾孙左景鉴成了外科界的泰斗，不光医术高超，还牵头创办了重庆医科大学，一辈子都在手术台和讲台之间连轴转；他的儿子左景伊更厉害，成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材料腐蚀，提出的“左氏定理”至今仍是行业标杆；还有左焕琛，身为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博导，后来当上海副市长时，一门心思搞科普，把上海科技馆建成了享誉中外的科普高地。 这些后人里，没一个想着靠祖宗名气搞投机，全是在实验室、医院里熬资历，凭真本事吃饭。 其实，两家后代的分化早有预兆。李鸿章签《中法新约》把越南宗主权拱手让人时，左宗棠气得写遗书骂“遗恨平生”，两人一个求“利益最大化”，一个守“家国底线”，格局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反映在后代身上，李家有资本、有商业嗅觉，遇上时代变动就顺势出海逐利；左家没家底、有精神传承，认准“国家需要在哪，就往哪钻”。 李家后代里也有挥霍破产的，比如李鸿章的孙辈李子嘉，拿着遗产在海外放纵度日，最后穷困潦倒；左家后代却个个稳扎稳打，哪怕在特殊年代受了影响，也没丢了专业本事。 1978年恢复高考后，左家的年轻人又扎堆考上医学院、工科院校，把“实学报国”的路子续了下去。 说到底，家风这东西比金银靠谱多了。李鸿章留了金山银山，后代靠商业头脑在海外立足，却总像没根的浮萍；左宗棠传了精神家底，后人守着故土搞专业，反倒个个活得扎实。 如今海外的李家富商鲜少露面，国内的左家学者还在各自领域发光，这结局早就被两位老祖宗当年的选择，写得明明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