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5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国当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授衔，55年的开国少将。她丈夫甘泗淇，55年的开国上将，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开国女将军。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中南海国务院礼堂灯光雪亮，军乐一响，整排军装里，多出一个不一样的身影，帽檐压得低，却挡不住视线往那边飘。 那是礼堂里唯一的女将军。 四十七岁的李贞，肩上的少将军衔刚挂上去不久。 她身边是丈夫甘泗淇，开国上将，名字和她挨在一起被念出来。到下午五点，授元帅和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枚一枚挂到她胸前。 往前翻几页，她的底子寒酸得很。 一九零八年，她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穷苦农家，家里六个女儿。 六岁那年，娘咬着牙把她送去当童养媳，嘴上还得硬撑一句“去了有出息”，转头抹眼泪。 小丫头从此只有一个叫法，“旦娃子”，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 婆家的日子，全靠一副小身板硬扛。 鸡叫就起，三更才睡，洗衣、烧火、下地，慢一点就是一阵骂一顿藤条。 她自己算过，几乎一天要挨一回打。 多年以后，她已经穿上军装，夜里还常做同一个梦：上山砍柴，天黑又下雨，路滑得很，急得脚发软，就是赶不回家，一身冷汗醒过来。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风吹到浏阳，旦娃子琢磨了几天，把辫子往桌上一放，一剪子下去，人就换了个劲。 她摸到永和区的妇女协会，小屋里坐着的都是女同志，听说她是童养媳，当场点头收下。 那天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李贞”，“贞”是忠贞不渝的那个“贞”。 十八岁之前，她只有“旦娃子”三个字，从那一刻起，算是给自己重新安了个名分。 一九二七年三月，她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砸下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她和几位同志悄悄把断掉的线头接上，成立临时党支部，白天装作普通农妇，夜里摸黑串门。 在党的领导下，浏东游击队组建，她成了士兵委员长，是队里唯一的女队员。 武器差，子弹少，她和战士们守山、埋伏、转移。 有一次打主意打到团防局头上，她换上大红嫁衣，坐进花轿，敲锣打鼓进城，抬到门口，笑脸还挂着，手上的动作已经换成游击队员的节奏。 抗日战争打起来，她在前线跟部队一起折腾；解放战争，她跟着大部队一路推进；抗美援朝，她的身影也和部队一起跨过鸭绿江。 一个从乡下逃出来的童养媳，在几场大仗里熬成了少将。 一九三五年前后，贺龙当媒人，她和甘泗淇成了亲。婚礼没多少排场，队伍在路上，能把两个人叫到一处已经不容易。长征开始没多久，她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长征路，连小伙子都走得脚底起泡，对一个孕妇更不客气。山高路险，饥一顿饱一顿，她扛着肚子往前挪，扛到后来发烧、头晕。甘泗淇翻出自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带回来的那支金笔，那是当年得的奖励，他把金笔卖了换药和草药。 过草地时，天冷地湿，她早产，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很快就没了气息。身边只是一张临时搭起来的草铺，她产后虚脱，又被病一阵阵往下拖。 病缓过来，医生给的判断很干脆，以后想要自己的孩子，机会不大。 她嘴上不叹气，把苦往肚里咽，继续穿军装、带队伍。别人提起，她只说长征就是拿命换下来的。 战友一批批倒下，烈士遗孤成了一个个操心事。 她和甘泗淇一合计，把孩子接回家。 老战友陈希云牺牲，他的大女儿陈小妹来了；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病逝，他的女儿朱一普也来了。 算到后来，二十多个烈士遗孤在这个家里扎了根。 吃饭的时候，桌子一张不够，两张不够，得拼到二三桌，碗筷一响一片热闹。 谁饭量大，谁挑食，谁爱抢菜，她看在眼里。 星期天和节假日，只要抽得出身，她会领着一群孩子去看电影、逛公园。别人问起，笑着说，这些都是革命留下的娃，得好好带。 这些孩子明白，自家父母倒在了哪片战场，也知道为什么坐在这张饭桌边。 有人叫她“阿姨”，有人叫她“妈妈”。 血缘在这个院子里慢慢淡了，留下的是有人拉一把、有人替他们记住父亲的名字。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一日，李贞在北京走完这一生，八十二岁。 她有两根金条，一根给老家浏阳县，一根给甘泗淇的老家宁乡县，用在教育上。 手里那点存款被她分成两份，一份当党费交给组织，一份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至于自己，没留下一件所谓值钱的东西。 从六岁被送走的“旦娃子”，到浏东游击队里唯一的女兵，到礼堂灯光下那颗女将星，人们再提起李贞，眼前会叠出两个画面：一个是浏阳土屋里挨打的小姑娘，一个是中南海礼堂里站得笔直的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