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一九七九年夏天，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小车刚出门，一个老农突然扑到车头。 司机一脚急刹，火气蹿上来，警卫也急，把人拖到一边，只当遇上普通上访。老农满身尘土，眼睛却直直盯着后排那位干部：“首长，认认人。” 下车的是黄火青，那时已经是最高检察长，抬眼看他一会，只能摇头，说不认识。 按规矩，两人被带上楼。 办公室门一关，屋里一下安静下来。老人站得笔直，给自己报了个底：“江西吉安人肖成佳，当年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九军团，宣传分队队长。” 他简单交代自己的来路。 一九一六年生，吉安穷农家子，五岁进私塾认字，一九二八年前后看见红军进村，十二岁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写标语，一九三一年正式穿上红军军装，被编入第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兵。 那会儿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奉命围剿苏区，被红军打垮，部队里潜伏的党员发动起义，上万人并入五军团，思想一时转不过来，只能靠宣传队挨连队做工作。 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队伍踏上长征。 雪山草地，前头有敌人，后面是饥饿，宣传分队扛着旗子喊口号。二渡赤水那回，九军团奉命迟滞一股川军援军，正面主力抽不开身，后方只有一个警卫排，黄火青点他带队。 肖成佳心里打鼓，也没往后缩，带着警卫排埋伏在山坳里，等到敌人踩着碎石走进火力圈，一声令下，枪声一片，援军被打乱，他自己胳膊中弹，血顺着袖子往下流，被战士抬下去包扎，还笑说“算挂了彩”。 长征之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又随西路军西征，在古浪一带作战。 装备差，补给少，敌人火力猛，他在战斗中多处被弹片击中，被卫生员从枪林弹雨里抬出去，很快成了俘虏。 一九三八年被押回江西泰和县监狱，靠母亲凑三十块银元，从牢门口把命赎回来。 此后伤养一年，只能在老家种地娶妻，与部队彻底失联。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了吉安，他打听清楚“解放军就是红军”，跑去找县里，把自己从儿童团、第五军团、九军团，到长征、西路军、古浪战役负伤被俘的经历讲个遍。 干部把情况记下，一问证件、介绍信，他只能摇头。战火和牢狱把军官证、通行证都吞了，战友也各自流散，按规矩，没人敢轻易认。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他一趟趟往县里、地区、民政局跑，得到的说法差不多：“要是能找到当年的首长或老战友写个证明，就好办。”这句话挂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的某天，他在村里干活，远远听见收音机里播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当年九军团政治部那张脸一下子从记忆里翻出来，他就琢磨着上北京。 路费东拼西凑，从江西一路颠到北京，守在最高检察院门口，盯着每一辆军车，等来的，就是那一脚急刹车。 在办公室里，他把这些经历压缩成几句，黄火青还是对不上人。 肖成佳咬咬牙，突然敬礼，嗓门拔高：“首长，我是‘花机关’三号。”当年九军团排演的《花机关》，他就是那个三号，还跟着唱起《杜娘歌》。 这歌当年就是黄火青教的，歌声一响起，人一下子就被拽回二渡赤水的山坡、九军团的营房。 等肖成佳唱到半截，两人眼圈都红了：“原来是你。” 黄火青很快在办公室里写下证明，把部队番号、职务、战斗经历写清楚，特别提到他在二渡赤水带警卫排阻击援军，在西路军古浪战役中负伤被俘，一九三八年押回泰和监狱，之后长期在老家务农。 临走时，塞给他五十元和二百斤粮票。 拿着这份证明回到江西，很快就办下红军证和荣誉证书，老红军优抚待遇也落实。 村里人才知道，这个平日里低头种地、不爱多说话的老人，当年跟着队伍走过两万五千里。 北京门口拦车的肖成佳，靠“花机关三号”和《杜娘歌》，把压在心里几十年的“红军”两个字一点点争回来。 队伍早走远了，人散在乡村、林场和小茶馆里，纸面上的身份断过一段，心里那点认死理的劲，却一直没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