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开封解放前夕，河南大学做出一个让后人痛心疾首的决定！ 此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包围开封，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接到国民政府紧急命令：全体师生务必在9月1日前南迁苏州，否则将被停薪、解聘、开除学籍。 国民党不仅以经济处罚威胁，还通过特务散布“共产党将公教人员一律列为战犯”的谣言，营造恐慌氛围。 姚从吾本人政治立场鲜明，是胡适门生，1948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深受国民党信任，因此，即便没有接到这项命令，他大概率也不会留下来。 其实，开封战役爆发时，河大校园就已遭受空前摧残，东斋房、医学院和大礼堂被炮火击中，学生伤亡，校产损失严重。 姚从吾曾多次提到南迁，意在保护师生人身安全、保存教育火种，河南大学随队带上了校印、重要图书和仪器。 1948年6月23日深夜，河南大学约2400名师生及家属，混入难民队伍，步行数日辗转至商丘，再换乘火车南下苏州。 整个迁徙过程极其艰辛，师生们带着简单行李，甚至背着面粉充饥，与普通人一起挤在火车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大学并非全体南迁，校内约有280多名进步师生，在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带领下选择留在开封，或奔赴豫西解放区投身革命工作。 这部分力量后来成为创办中原大学的骨干，与南迁师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河南大学日后重组充满复杂性。 南迁后的河南大学，成为一所典型的“流亡大学”，抵达苏州后，师生被分散安置在怡园、顾家祠堂、狮子林等地。 1948年10月学校正式复课，但师生们始终生活在政治焦虑和身份不安中。国民党教育部每日发放“贷膳金”60万元法币，临时办事处设在东吴旅馆102号，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此时，苏州的中共地下党也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河南大学内部政治氛围悄然生变。 1948年12月，姚从吾因病辞职赴台，教务长郝象吾、医学院长张静吾和文史系主任马非百组成三人小组主持校务，校内政治压力有所缓和。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河南大学师生以“光明来临”为标语，集体欢迎解放军进城。 两天后，学校主动接受军管会接管，全体师生员工登记领取口粮和薪资，开始接轨。 1949年6月，河南大学筹备北归，7月起1200余名师生陆续回到开封明伦校区，与留守师生重聚，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吴芝圃兼任校长。 8月，中原大学师生两千余人迁入开封，与北归河南大学师生合并，学校由此焕发新生。 回顾整个南迁过程，河南大学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1949年苏州解放后，随姚从吾赴台的一批师生与留守、北归人员分道扬镳，学校名存实亡。 这下子学校分成了三派，豫西中原大学是有先见之明的一派，留守苏州是迷途知返的一派，去台的是不知进退的一派。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河南大学核心院系被拆分至全国十余所高校，仅保留文理学科，改建为开封师范学院。 南迁被认为是河大由“国立名校”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日后的院系调整，河大在全国高校中的竞争力大幅下降，长期背负“南迁污点”的包袱。 但历史并非非黑即白，南迁决策固然有政治立场因素，但也有战争避险、保护师生等现实考量。 事实证明，南迁师生在苏州期间，并未参与反共活动，更多人希望保持教学秩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河大师生主动接受新政权，积极筹备北归，显示了顺应潮流的集体选择。 南迁引发的院系调整，对河南大学打击极大，1952年，河大农学院并入河南农学院，医学院独立为河南医学院，工学院参与组建中南工学院。 尽管这是全国性政策，与南迁无直接因果，但河大因南迁留下的政治污点，在调整中处于被动地位，元气大伤。 南迁带来的声誉危机，河南大学用了数十年才逐步化解，进入新时代，河大通过搬迁郑州校区，加大人才引进和科研平台建设。 2024年，学校获得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达到211高校中游水平，随着实验室数量增加，教授团队增强，学生就业渠道也更为宽广。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个人与集体的命运常常要在国家巨变、战火纷飞中做出艰难抉择，河大南迁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既有历史局限，也不乏坚守教育理想的努力。 南迁后的河南大学最终选择北归开封，与中原大学师生合并，顺应了历史潮流，实现了自我救赎。 河南大学的故事还在继续，如今，学校在郑州、开封两地办学，重点学科不断突破，整体影响力逐步提升。 被历史钉上的“耻辱柱”，或许正在被新的成就和担当所慢慢冲淡。河大的曲折历程，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宝贵的历史镜鉴。 参考信源： 一位久被遗忘的国立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