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醉正在家中部署对杨杰的暗杀，母亲听到后，质问沈醉：“你把杨先生杀了，孩子们问你，谁杀了杨伯伯，你怎么回答？” 1949年8月，昆明的天空笼罩着一层薄雾，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那年的云南像个被捏紧的陶土罐，国共对峙的裂痕沿着罐身蔓延，每个人都在等最后一声碎裂。 沈醉的军统云南站办公室里，毛人凤的密电在铜制镇纸下泛着冷光，“三日内清剿杨杰”的字样像未干的血渍。 杨杰住在翠湖西岸的法式小楼，窗台上总摆着盆茉莉，那天早上花瓣上的露水还没干透，军统的暗哨已在巷口的梧桐树后站了两个时辰。 沈母推开书房门时，手里那本线装《论语》正翻到“己所不欲”，泛黄的纸页被她捏出一道新的折痕。 沈醉捏着密电的手指泛白，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像根细针穿过他紧绷的神经——他突然想起小女儿昨天还缠着杨杰要画荷花，说杨伯伯的墨荷能开到纸上。 当晚，他让副官以“巡查安防”为由绕到杨宅后门，塞给门房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翠湖今夜起风”。 给毛人凤的回电则用了暗语：“鱼已深潜，需待潮落。” 没人知道沈醉的犹豫里藏着多少算计。 是母亲那句“孩子们问你”戳中了软肋，还是他早已从电报密码里嗅出国民党的败味？ 后来起义时他说“良心未泯”，但当时昆明城里，卢汉的省府卫队正悄悄替换城防炮位，或许各方势力的拉扯，本就让这盘棋布满了岔路。 9月初毛人凤带着卫队住进翠湖宾馆，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沈醉递上的监视记录，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磕：“明天动手，我亲自督阵。” 特务们撞开杨杰家门时，砚台里的墨汁还在晕开，稿纸上“军事改革”四个字刚写了一半，藤椅上搭着的蓝布长衫还带着体温——人却没了。 杨杰是怎么跑的？ 有人说是沈醉的亲信提前敲了三下车窗，有人讲是卢汉的副官用军用电话直接打给了杨宅管家，更离奇的说法是香港来的电报员把“速离”两个字夹在了天气预报里。 这些说法都没实证，但那个清晨的昆明，确实有架民用小飞机在巫家坝机场提前半小时起飞，乘客名单上写着“杨漱石”——那是杨杰的字。 可惜香港不是避风港。 9月19日跑马地的寓所里，杨杰倒在书桌旁，手里的钢笔把“新中国”三个字划得墨团淋漓。 保姆说他前一晚还在改那篇关于西南防务的文章，台灯亮到后半夜。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天母亲站在书房门口，手里的《论语》被晨风吹得哗哗响。 “你怎么回答孩子”这句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直到1949年12月云南起义的枪声响起，才跟着硝烟慢慢化了。 历史总在细节里藏着温度。 一个母亲的追问，一本磨破的旧书，几句模棱两可的暗语——这些碎片拼起来，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模样：每个人都在黑暗里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踩空，有人上岸，有人把石头留给了后来者。 如果当时沈醉没犹豫呢？ 如果杨杰那支钢笔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呢？ 历史没有如果，但那些“如果”里，藏着人性最本真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