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8岁的袁竹林受尽日军欺辱，当日军发现她怀孕后，竟让她脱下衣服，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并在她肚子上放一张木板凳，接着，进来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冷笑一声，坐了上去。 2006年清明的雨，打在医院窗玻璃上，淅淅沥沥。84岁的袁竹林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指捏着块褪色的碎花布，布角磨出了毛边，像她额头上的皱纹。护士说她总在梦里喊“囡囡”，可这个名字对应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早在1938年武汉沦陷后的防空洞里，就没了哭声。 那时她怀里还揣着这块布。17岁嫁给木匠时，她把三年攒下的碎花布叠得方方正正，想着给未来的孩子做带兜兜的小褂子。丈夫用刨花编的摇篮摇起来“吱呀”响，和母亲纺车一个调调——可这声音，在丈夫说去给游击队送木料后，就成了绝响。 “旅馆招服务员，管吃住，还能捎钱给家里。”张秀英描红的指甲划过她眼前时，袁竹林正嚼着半块干硬的窝头。女儿饿得直哭，她盯着对方劣质香粉味里的“管吃住”三个字，没看见墙角日军岗哨的刺刀，把阳光割出一道冷光。 “麻沙姑”的木牌挂上门楣那天，她才懂“服务员”是剜心的谎话。第一个士兵扯她头发，她喊“我有女儿”，枪托砸在后背上的闷响，比防空洞的炸弹还疼。后来她学乖了，疼到发抖也咬住嘴唇——只要活着，总能再见到女儿。 房梁上的裂纹被她数了一遍又一遍。一条、两条……直到下身的血浸透粗布裤子，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谁的？她不敢想，只知道绝不能让他生在这人间地狱。 雪下得最大那天，她趁看守换岗冲进院子，背对着墙狠狠撞向腹部。雪沫子灌进领口，冻得牙齿打颤，肚子却没动静。她抓起地上的雪块往嘴里塞，冰冷的雪水顺着喉咙流进胃里，像吞了一把碎玻璃——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保护孩子的方式。 “想弄死皇军的种？”日军小队长的皮靴踩碎了她的计划。暗室的水泥地比雪地还冷，她被按住四肢时，看见那个200多斤的士兵喘着粗气走进来，木板凳压在肚子上的瞬间，她听见自己骨头错位的轻响，还有脑海里女儿最后一声啼哭。 昏过去前，她好像又闻到了母亲身上的皂角味。12岁那年，母亲教她把棉线在舌尖抿湿穿过针眼，手指被针扎出的血珠滴在蓝布鞋底，母亲说：“线要勒紧，日子才稳当。”那时她不懂，稳当的日子原来这么脆，像被踩碎的雪块。 老王把棉衣塞进马车夹层时，她正发着高烧说胡话。“游击队在山那边。”这个总低着头的中国看守，往她手里塞了半个热窝头，“活下去，把这些说出去。”她攥着窝头，像攥着母亲教她勒紧的棉线——原来这地狱里，也有人记得“人”该是什么样子。 抗日游击队的土坯房里，她给伤员缝绷带，手指穿过布料的瞬间，突然想起母亲教她的针法。线要勒紧，血才能止住；记忆要勒紧，苦难才不会再回来。后来她站在军事法庭上，指着战犯说“他们在我肚子上放板凳”，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她到死都没等到一句道歉。护士说她最后总望着窗外，雨还在下，像极了当年慰安所走廊里，士兵永远走不完的军靴声。手里的碎花布磨得更薄了，薄得能看见17岁时的自己，正把布料叠得整整齐齐，想着给孩子做件带兜兜的小褂子。 那些被她用生命记下的裂纹、雪块和木板凳，终究成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钉子。母亲说“线要勒紧，日子才稳当”，她用一辈子勒紧了记忆的线——原来有些“稳当日子”，从来不是等来的，是用血泪把苦难钉死在过去，才护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