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哥嫂请他帮忙打理生意，不料生意好起来时，却被哥嫂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他，差点流浪街头，后来他白手起家，最终成亿万富豪。 1960年代的曼谷，华人商铺在暹罗街与湄南河之间错杂分布，刚从梅州老家大学毕业的曾宪梓，攥着兄长寄来的船票，以为迎来的是家族共荣，却不知一场信任危机正在工厂的账本缝隙里滋生——那些被虫蛀的单据边角，后来成了他被驱逐的注脚。 他到厂第一件事就发现，库房布料堆得像乱麻，工人上午十点才慢悠悠开工，账本更是糊涂得像用米汤写的。 于是他蹲在仓库角落三天，用粉笔画出分类格子；又在车间墙上钉木条，挂起写着名字的小木牌，谁迟到木牌就翻个面；连采购棉花，他都要拿放大镜看纤维长度。 工厂像被上了发条，三个月后账房先生算账时，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利润数字让老板娘眼睛都亮了——可老裁缝阿明却在茶水间嘀咕：“这后生仔，怕是想把厂子改姓曾。” 流言像霉斑在兄嫂心里蔓延，先是嫂嫂把库房钥匙收了回去，接着兄长开会时总盯着他的手，仿佛那双手要抢走桌上的印章。 直到那天他拿着新订单兴冲冲进门，兄长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墩：“你明天就走！”他张了张嘴，想说那些分类格子是为了方便盘点，想说小木牌是为了大家都能准时领工钱，却被兄长挥手打断，嫂嫂已经在收拾他那床旧棉被。 走出那栋二层小楼时，曼谷的太阳正毒，他摸遍全身，只有口袋里一块上海牌手表和挂在脖子上的旧相机——那是父亲留下的遗物，当天下午就在旧货市场换了三百泰铢，够买三天的糯米饭。 睡在同乡屋檐下的木板上，他盯着墙角那台掉漆的缝纫机发呆：曼谷街头穿西装的洋人越来越多，领带却大多是香港运过来的，本地师傅做的不是歪了边就是线脚松垮，这东西，能做吗？ 他借了缝纫机，从布料店讨来边角料，裁布时用尺子比了又比，上浆时把熨斗温度试了三次，连领带背面的标签，都用红丝线绣得整整齐齐。 第一天背着布袋去推销，进了七家店，六家老板看都不看就摆手，第七家洋行的印度经理接过领带，捏着边角扯了扯，突然说：“明天送二十条来，要蓝色条纹的。” 他没敢告诉对方，自己连买蓝色布料的钱都不够，连夜找同乡凑了钱，通宵踩着缝纫机，天亮时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却笑得像个傻子。 后来他发现，每个店老板的喜好都藏在细节里：西装店王老板爱窄领带，因为他的客人都是码头工人；洋行李经理要亮色，说领事馆的人喜欢——他在笔记本上记满这些，比账本还认真。 有人问他：“被哥嫂赶出来，不恨吗？”他只是低头理着领带的折痕：“恨有什么用？机器不转，布料就成不了领带。” 1968年他回香港开厂，叔父寄来的一万港元，他一分没敢乱花，全买了缝纫机；第一批出口到英国的领带，他亲自跟着货船去伦敦，在百货公司柜台站了三天，看英国人怎么系领带，听他们说喜欢什么样的花纹。 再后来，“金利来”的招牌挂在了纽约第五大道，香港商会给他颁奖时，大屏幕上放着他年轻时在曼谷街头背着布袋的照片，台下有人抹眼泪——谁能想到，那个差点睡桥洞的年轻人，会让中国领带在世界地图上扎下根。 如今湄南河边的旧货市场还在，偶尔有老人指着某个角落说：“当年有个后生仔，在这里卖过一块上海表。”而香港的工厂里，新工人入职第一课，都会听到一句话：“领带的折边要像做人的骨头，挺括，才能站得住。” 那些被虫蛀的账本、掉漆的缝纫机、记满老板喜好的笔记本，后来都进了博物馆——它们不是成功的装饰，而是一个普通人，在命运的裂缝里，用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