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就是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就又回到原来的夫家。租期到了之后，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 这种被称为“典妻”的交易，早在南北朝便见诸史料——“质卖妻儿以充丁税”的记载，像一道旧伤疤刻在《南史》的字里行间。 唐代中期，长安西市的牙人开始专司此类中介，典期从“三年一换”渐成定例；到了宋元，江南水乡的乌篷船上，时常载着被红布蒙头的典妻，船头挂着的典契在风中哗啦作响。 泛黄的典契上按着手印，墨迹在褶皱处晕开，仿佛能看见落笔时颤抖的指节。 最早的典妻并非单纯的“租妻生子”，南北朝战乱时，浙东五郡丁税骤增，农户为缴一千钱税款，不得不将妻儿“质卖”，这种生存逼仄下的交易，最初带着“应急”的底色。 唐代中期的变化耐人寻味——典妻从“应急交易”转向“生育契约”，受典方多为无子的地主或商人，典契上开始写明“若三年无所出，典价减半”。 宋代以后，甚至出现“典妻不入户”的惯例，女人白天在受典方家劳作，夜晚仍回原夫家，像被两股绳子拽着的陀螺。 民国二十九年的民事调查撕开温情面纱——宁波、绍兴等地的典妻契约，除了“生育”条款，竟添上“不得与原夫书信往来”的约束。 福建古田的案例更显荒诞，有的典妻在受典方家中生下子女后，被要求“乳养至周岁方可归宗”，却连孩子的名字都无权知晓。 并非所有典妻都因贫困，苏南某宗族祠堂碑刻记载，光绪年间有富户为让妾室“名正言顺”生育，竟主动典入贫家妻为“借腹母”，宗族长老还主持订立“典妻不夺嫡”的规矩，将人性的复杂藏进宗法的外衣。 贫困是诱因，却不是全部答案；宗法制度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铁律，才是典妻现象的真正温床。 那些被典押的女人，身体成了连接两个家庭的“脐带”——一头系着原夫家的生存口粮，一头系着受典方的香火延续。 或许正是这种双重捆绑，让她们在历史记载里连姓氏都留不下，只以“某氏”的身份，在典契的角落蜷缩成一个墨点。 短期看，典妻让部分贫困家庭熬过了饥荒，却像一剂鸦片，暂时止痛却掏空了根基。 长期里，它将女性钉在“生育工具”的耻辱柱上，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惯性。 今天再看那些泛黄的典契，会发现最痛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当时的人们竟将这种交易视作“理所当然”——当生存的重压碾碎尊严，人性的底线会退到哪里？ 民国的风早已吹散了典契上的墨迹，可那些被“租”出去的女人，她们的脚步似乎还在历史的长廊里回响。 从南北朝的税吏刀下，到唐代的牙人算盘旁，再到民国调查员的笔记本里，每一步都踩着无声的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