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9岁、一穷二白的于谦爱上了19岁的白慧明。白父说：“我女儿不能找个爹当老公，你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可于谦一句话就让白父求着他迎娶。 那时的于谦刚从北京市戏曲学校相声班毕业十几年，13岁考学时跟着王世臣、罗荣寿这些老先生练贯口，每天天不亮就吊嗓子，下午泡在排练厅打磨段子——日子过得像胡同里的老槐树，扎实却不起眼。 什么样的回答能让把“年龄差”挂在嘴边的岳父态度逆转？ 白父见过于谦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赶剧组，车筐里装着舍不得吃的馒头，也听过他在小剧场说相声时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连自己都快养不活，拿什么对我女儿好？”这话像根刺，扎在两辈人中间。 于谦没辩解，只是每周雷打不动往白家跑，修不好使的洗衣机，给老爷子的鸟笼换食罐，把跑龙套赚的零碎钱塞给白慧明买营养品。有回白慧明随口说想吃城南的糖耳朵，他蹬着车跑了二十里地，回来时糖耳朵都凉透了，自己却笑得像个孩子。 有人说这不过是穷小子的讨好，可白父看在眼里——这个总被女儿抱怨“演出服上全是烟味”的男人，会把白慧明的毛衣洗得干干净净，会蹲在地上给未来岳父系松开的鞋带。 那时的于谦不知道，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正在为他铺就两条路：一条是和白慧明的婚姻，另一条是即将到来的事业转机。1995年加入铁路文工团时，他还在为每场演出几十块的酬劳发愁，却没停了琢磨相声里的“迟急顿挫”——这股子轴劲儿，后来成了他和郭德纲搭档时最稳的“底”。 2000年婚礼简单得像顿家常饭，白慧明却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你去闯，家里有我。”她辞了职，把出租屋收拾得井井有条，于谦在外拍《红印花》一去就是半年，她就每天记日记，等他回来念那些家长里短。 2004年郭德纲找到于谦时，德云社还挤在茶馆里演出，于谦没多想就答应了。别人觉得他傻，放着影视圈的“机会”不抓，偏要回小剧场“熬日子”，可白慧明懂他——那些年在剧组客串小角色时，他夜里背的永远是相声本子。 《扒马褂》《论捧逗》火遍全国时，于谦还是老样子，下了台就回家给白慧明做炸酱面，烟不离手却从不在孩子面前抽，鸟笼摆在阳台，每天清晨准时遛弯。有人问他红了为啥不换大房子，他指着客厅墙上的结婚照笑：“这屋里的人没变，房子大了反而空得慌。” 两个儿子一个玩音乐一个学相声，于谦从不教他们“星二代”的派头，却要求见人必须问好、吃饭不能吧唧嘴。白慧明偶尔跟着他上综艺，被问“于谦在家是不是也像台上那么逗”，她笑着摇头：“他啊，给我洗袜子时最认真。” 当年白父担心的“爹系老公”，成了女儿口中“连我不爱吃葱姜蒜都记了二十年”的人。婚姻这场长跑里，哪有什么癞蛤蟆和天鹅，不过是两个人把“我愿意”熬成了“还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