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平时很少与女性接触，总是给人留下洁身自好、不近女色的印象。可凡事都没有绝对，一旦有心仪的女子主动送上门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938年春，宋哲元因积劳成疾被迫离开战区，移居湖南衡山养病。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安排自家护士白某照料宋哲元起居。 白护士不过二十余岁，生得端庄，做事细致，又常在宋哲元病中无微不至照料，时间久了，彼此生出些微妙情愫。 这种情绪，在一个久经沙场、满身疲惫的将领身上，是难以彻底压下去的。 但衡山疗养期间，宋哲元内心真正萦绕的，始终是1933年那场喜峰口之战。当时，他指挥第二十九军顶住日军主力，依靠大刀队夜袭敌阵，硬是凭着冷兵器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这是全国上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宋哲元心里清楚，这场胜利的代价是几千士兵血洒长城，佟麟阁、赵登禹也正是那时候追随他，才慢慢成了华北抗战骨干。 北平失守，是他最耿耿于怀的事。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他还在指挥第二十九军防守卢沟桥一线。战前的国民政府多次向他下达避免冲突的命令，最终酿成了前线犹豫不决、部署紊乱的局面。 赵登禹、佟麟阁两人先后阵亡，宋哲元带兵退出北平，舆论非议不断。 撤离后，他奉命组建第一集团军，却很快被中央军整编，番号撤销。他所苦心经营的部队被分散到各军区，他本人被调为冀察行署主任，从前线将领变为“挂名将军”。 也是从那时起，他病情加重，行走都需人搀扶。 衡山的日子虽然清净，但并不轻松。宋哲元经常夜里起身，坐在藤椅上对着地图出神。白护士有一次看见他眼圈发红，问他是不是梦到了旧战友，宋哲元只是摆手。 他很少说起常淑清，但写信时提到，“淑清是旧人，我对她一生无愧。” 常淑清并不姓氏显赫，出身平民。1915年，宋哲元驻防四川绵阳时，常家为履行婚约，父女二人步行三千里，只为亲手将女儿交到宋哲元手中。 这份情义，打动了那个性格冷硬的青年军官。此后二十余年，无论军中艰苦、战事频繁，常淑清始终在身后默默操持家中十个子女，从无怨言。 1938年下半年，宋哲元决定离开衡山前往绵阳继续养病。他说自己不愿死在华北以外的地方，但更可能是想回那个与常淑清初见的地方。 白护士送他一条手工缝制的护腰带，宋哲元接过，行了个军礼，没有多话。 他在绵阳养病两年，未再重返战场。1940年4月，病情恶化，病逝于富乐山。终年五十五岁。身边陪伴的，是那位步行千里嫁他的妻子。 宋哲元晚年守住了感情，也守住了作为军人的底线。他或许未能实现“打回华北”的夙愿，但他做到了对国家、对家人、对战士都不失本心。 真实的人，从来不只是英雄或丈夫，而是能在矛盾中坚持清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