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路军在公路上伏击日军，排长见日军人数太多，就下令撤退，谁知一个小战士没有听到，眼瞅日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小战士低声问道：“排长，鬼子来了，还打不打呀？” 七月的阜平山区，公路旁的酸枣树叶子被晒得发蔫。晋察冀军区三连一排的战士们趴在土坡后，裤腿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出的红点。他们本该伏击一支“六七十人、三辆车”的运输队，情报里说那是“扛着粮食弹药的肥羊”，可此刻望远镜里的车队像条灰蛇——五辆卡车首尾相接，车厢上架着机枪，路边还跟着挎步枪的步兵，人数数到八十就再也数不清了。 排长攥着的草帽边缘被汗渍浸成深色，他用手势比了个“撤”，战士们像壁虎贴墙似的往后挪。十八岁的赵友金还盯着瞄准镜，他是山东逃荒来的新兵，枪托磨出的茧子比入伍通知书还新。等他鼻尖沁出细汗想转头问排长“啥时候打”，才发现身边只剩被压倒的蒿草在晃动。 日军的摩托车引擎声越来越近，赵友金摸到腰间的子弹袋——十发，铜壳上还留着早上分发时班长的指纹。他把枪栓轻轻一拉，枪膛里的撞针撞出轻微的“咔嗒”声，惊飞了脚边一只蚂蚱。 公路中央，一个挎指挥刀的军官正弯腰看地图，军靴后跟把路面的碎石碾得发白。赵友金的准星从军官的肩章滑到太阳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扳机护圈——在家乡打兔子时，他总等兔子啃第三口麦苗才开枪。 枪响时山风突然停了。 军官直挺挺地倒在地图上，红棕色的血珠渗进“保定—太原”的路线标记。日军队伍里炸开一片惊呼，赵友金趁机滚到另一块岩石后，第二枪瞄准了那个举着指挥旗大喊的副官，子弹却擦着副官的胳膊，打中了他身后的通讯兵。 这下日军彻底慌了。有人指着山头喊“狙击手”，有人抱着机枪朝树林乱扫，摩托车手发动车子时连摔了两次，最后载着副官歪歪扭扭地冲在最前面。卡车司机们互相撞着车尾，把两具尸体和半车罐头甩在路边，烟尘滚滚地往保定方向逃去。 “你小子！”排长带着人从对面山梁冲下来时，赵友金正蹲在那辆抛锚的卡车旁，数着驾驶室里散落的日军香烟。他脸上糊着泥，眼睛却亮得像淬了火的钉子，怀里还揣着八发没动过的子弹——“班长说省着用”。 后来打扫战场时，从军官口袋里摸出的名片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联队长。谁也没想到，这个参军才十个月的新兵，两枪打掉的竟是日军的校级军官。 1955年授衔那天，二十八岁的赵友金站在队列里，肩上的大尉军衔在阳光下闪着光。他胸前的勋章比同批军官多两枚，其中一枚的证书上写着“以少胜多，重创敌胆”。老兵们总拍着他的肩膀笑：“当年那两枪，比炮还管用！” 赵友金却很少提那段事。给新兵讲射击课时，他总把枪往石桌上一放，问：“知道打鬼子最要紧的是啥？”等新兵们七嘴八舌说完，他才慢悠悠地答：“是准星稳——不管对面多少人，你眼里只能有那个靶心。” 风从训练场的白杨树间穿过，像极了当年阜平山区的山风，只是再也没有摩托车的引擎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