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不可一世的邱清泉被击毙，据参谋长李汉萍回忆：他被击毙前就已经疯掉了，为了逃避现实，整天喝得烂醉，还搂着女护士跳舞。 这人有个响彻国民党军营的外号——“邱疯子”，脾气爆到拿手枪拍桌子，见谁骂谁；可谁能想到，1902年浙江永嘉那个帮爹挑豆腐担的穷小子，后来会成蒋介石最宠的坦克战专家？ 小时候挑着豆腐担走街串巷，脚底板磨出血泡也不吭声，硬是靠死读书考上黄埔二期工兵科。北伐时赣江架浮桥，子弹嗖嗖从头顶过，他蹲在江滩亲手钉木板，泥水溅满脸都不眨眼；中原大战挖壕沟，冯玉祥的骑兵冲过来，愣是被他的工事堵得寸步难行。 1933年揣着德国陆军大学文凭回国，成了国民党里少数懂装甲战术的人。抗日战场上更凶，兰封战役带着200师坦克纵队，把日军97式坦克揍得履带掉渣；昆仑关阵地上，日军第五师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尸体还冒着热气，他就带着人冲上去捡武器；缅甸胡康河谷的热带雨林里，砍刀劈开路，把日军18师团追得连钢盔都扔了。 抗战胜利后接手第五军，全美械装备，坦克飞机堆成山，蒋介石拍着他肩膀喊“天下第一军”。1948年升第二兵团司令，手底下十二万人，他走路都把腰挺得笔直，好像南京城的城门都得为他矮三分。 可谁也没料到，这个在战场上敢跟坦克对轰的“疯子”，会栽在自己手里。黄百韬兵团被围，他带着援军磨磨蹭蹭，跟李弥互相使绊子，电话里骂娘骂到摔听筒；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喊救命，他还在指挥部里灌酒，说“急什么，让共军先啃几天硬骨头”。 粮食断了，士兵啃树皮嚼草根，冻得缩在战壕里发抖，他倒好，把第二十四医院的女护士陈某留在身边，天天搂着跳舞。留声机放着《玫瑰玫瑰我爱你》，声音开得比炮声还大，地板踩得咚咚响，女护士的高跟鞋尖差点戳到他鼻子上，他还哈哈大笑。 李汉萍进去请示军务，他醉眼朦胧地摆摆手：“崩溃了，真正崩溃了。” 转头又灌下一大口医用酒精兑水，呛得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更荒唐的是迷信风水，说陈官庄地势“漏财漏气”，先把指挥部搬到村子中央，嫌“阳气不足”；又挪到树林里，说“树荫挡运”；最后跑到河边高地，搭个草棚子，士兵们扛着电台跑来跑去，累得像条狗，结果解放军的炮弹照样精准砸过来，草棚子炸得满天飞。 1948年12月中旬，黄维兵团覆灭的消息传来，他彻底不管事了。所有文件扔给李汉萍，自己抱着酒瓶子整宿整宿喝，喝高了就拉着陈护士转圈，嘴里念叨：“我46岁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士兵看见长官搂着女人跳舞，跑得更快了。抓到逃兵拉出去枪毙，尸体摆村口当警示，第二天照样跑一片，连站岗的哨兵都偷偷把枪扔了。 1月9日晚上最离谱，抱着陈护士跳得太疯，撞翻煤油灯，火苗舔到帐篷布，卫兵提着水桶扑火，他还拍手笑：“烧得好，烧得旺，把晦气都烧光！” 那时候军官们早把金条塞进军靴，准备跑路了，他却觉得自己能像抗战时那样杀出重围。 1月10日凌晨，总攻的炮声炸响，他酒吓醒一半，赶紧脱掉呢子军服，换上士兵的破棉袄，帽子压到眉毛上，带着十几个卫兵混在溃兵里往西南跑。 刚跑出不到四百米，一挺重机枪的子弹扫过来，他“哎哟”一声栽倒在泥地里，胸腹连中七枪，血从棉袄破洞里往外冒，很快染透了身下的冻土。他挣扎着爬了两步，手指抠进泥里，没等卫兵拉他，头一歪就咽气了。 尸体被溃兵随便扔进路边浅坑，盖了层薄土。第二天解放军清扫战场，把尸体翻出来，李汉萍被叫来认尸——上唇那道北伐时留下的刀疤，就算肿得老高也看得清清楚楚。 堂堂第二兵团司令，死的时候连枪都没摸一下，破棉袄上全是泥和血，跟路边冻死的乞丐没两样。那个当年在昆仑关提着大刀砍日军的“邱疯子”，终究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逃兵，死在黎明前的泥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