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何向宋仁宗上书，公开批评包拯，说他是小人行径？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当包拯因连劾两任三司使而被宋仁宗钦点接任这一要职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一封《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掀起轩然大波。 文中那句“蹊田夺牛，岂得无过”，将“包青天”推至舆论风口浪尖——这位以刚直著称的谏官，为何被同为清流的欧阳修斥为“小人行径”？这背后藏着北宋士大夫对制度伦理的极致坚守。 故事要从三司使的特殊性说起。作为掌管全国财政的“计相”，三司使与枢密使、宰相构成“二府三司”核心权力架构。时年60岁的包拯时任御史中丞，职责是监察百官。此前他刚以“低价强买民宅”为由扳倒三司使张方平，又以“生活奢靡”弹劾继任者宋祁，两度掀起官场震动。 当仁宗试图以“能者居之”为由让包拯接任时，欧阳修的反对直指制度要害：台谏官弹劾官员后自己接任，犹如“别人的牛踩了田，便夺牛归己”，即便包拯无心谋私，这种“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行为，必然动摇台谏系统的公信力。 这不是欧阳修第一次因制度问题发声。庆历新政期间，他曾力主“按察官吏”，强调监察官员的独立性。在他看来，台谏的权威源于“无私”，一旦沾上利益瓜葛，即便行为正当，也会让天下人怀疑弹劾动机。早年他因替范仲淹鸣不平被贬夷陵，在审阅当地冤案时立下“遇事谨慎”的誓言，这种对程序正义的执念，早已融入他的政治理念。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两人对“清直”的不同理解。包拯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闻名，办案只问是非不计后果，甚至曾当庭怒斥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佐，这种“铁面”在民间传为佳话，却让欧阳修看到隐患——当监察权缺乏自我约束，极易沦为党争工具。 北宋中期的“朋党之争”阴影未散，欧阳修亲历范仲淹因“朋党”被贬，深知制度边界的重要性。他并非否定包拯的清廉，恰恰相反，在奏疏中他特意提到“拯性好刚，天姿峭直”，但正是这种刚直，更需要制度来框范。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的批评暗含对包拯的保护。当时三司使一职积弊深重，前任因贪腐落马，包拯接任必然陷入利益漩涡。欧阳修建议“处拯他职，置之京师”，实则希望将这位清官调离高危职位，避免其一世清名毁于复杂的财政事务。这种矛盾心态，恰似他早年拒绝范仲淹提携时的选择——不因私谊破坏公序。 历史的吊诡在于，包拯最终接受任命，并以整顿盐法、改革财政的实绩回应质疑。而欧阳修在数年后遭诬陷时，包拯也曾仗义执言。 这场风波，本质是北宋士大夫“公心之争”的缩影：欧阳修守护的是台谏制度的纯洁性，包拯践行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刚直。两人都未私怨，只是在“如何守护清明朝政”的路径上，选择了不同的坚守。 千年后的今天回望，欧阳修的谏言或许显得严苛，但恰恰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对“名节”的极致追求。在他们眼中，清官的道德光芒固然重要，但比个人清誉更珍贵的，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制度。这种对程序正义的坚持，或许正是“包青天”故事之外，北宋政治文明留给后世的更深层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