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蹲在自家门槛上，指间的烟卷燃到指尖才猛地缩回，把烟头摁在鞋底碾灭。 “一家六口，一人400，整整2400块。”他哑着嗓子反复念叨，瞥了眼屋檐下挂着的干瘪玉米串，语气里满是纠结，“这钱能买两袋半化肥，够明年种三亩地；给小孙子交补习班费，能撑三个多月，哪舍得扔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医保上。” 看他掏出皱巴巴的牛皮纸账本，铅笔写的开销密密麻麻：种子180、农药230、孙女校服150、老母亲降压药86……数字被反复圈画，纸页磨得发毛。二叔今年五十六，背早被农活压驼，新农合刚推行时，一人10块钱他立马全办，总说“花小钱买踏实”。可缴费涨得比庄稼还快，今年飙到400块，去年二婶腰疼住院，跑两趟才开转诊证明，花三千多只报销八百块，“折腾半天不够路费饭钱”。眼下更难：小孙子择校费没凑齐，老母亲药不能断，拖拉机维修费又要几百。“不是不懂医保好，可每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二叔红着眼眶抹了把脸，起身时膝盖“咔嗒”响，“跟老天爷赌把身体，不能让地荒、孩子断学。” 傍晚炊烟袅袅升起，二叔扛着锄头去浇冬小麦，夕阳把他的影子拉成一道弯着的脊梁，渐渐融进暮色。村里断缴新农合的人家越来越多，他们不是不爱惜身体，只是在柴米油盐的生计与未知的疾病风险间，不得不做最现实的选择。 那本记满琐碎开销的账本，2400块的缴费单，压在二叔心头，也压在无数农村家庭心头，沉甸甸的，透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