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起义后才知，他之所以没暴露是王葆真在舍命保护，大为感动。 那是1949年12月，郭汝瑰率部在西昌宣布起义，交出完整兵力和情报资料，整个西南防线很快瓦解。任务完成后，组织安排专人对接，详细通报了他潜伏期间多次化险为夷的根源。 他才第一次听说，王葆真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挡下了至少三次致命风险。 1947年底的一次特务会议上，重庆特保局情报科提出清查高级军官内部动向，锁定了十余人名单，其中一人正是郭汝瑰。 当时王葆真在重庆担任“军政安抚顾问”，以地方人士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后，他立即设法联系情报系统，通报郭汝瑰可能被审查。 当夜，王葆真连夜召集两位身份清白的进步绅士，商议用“民间协调”形式与军统进行交涉。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登门，以协商地方安置与军队安抚为由，试图干扰对郭汝瑰的突袭审查。 王葆用的是自己多年积攒的声望，以软性的方式阻止强硬搜查，并在言谈中刻意强调郭汝瑰“带兵严明，清正谨慎”，硬是将原定当日执行的搜查推迟整整两天。 那两天，郭汝瑰及时处理了桌上那份来不及销毁的情报抄录，还清理了秘书口袋中藏的密码本。 1948年春，郭汝瑰所在单位再次被列入“接触过可疑对象”的排查范围，王葆真在西南的政治关系开始显出作用。 他通过熟识的民政厅长递话，警告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引发高级军官不满，可能带来连锁反应。这一招使得排查工作被迫暂停，郭汝瑰从文件中看到“暂缓处理”四个字时，只以为是例行操作。 他不知道的是，王葆真那段时间被调去协助国民党西南行署，不再参与情报联系，身体状况也明显下降。 1950年王葆真因病离世，骨灰盒上没任何“烈士”称号，只留下几封信和笔记。 郭汝瑰在得知全部真相后，专程走访王葆真家属，才知道对方一生都在为进步事业周旋，家人曾多次被牵连，他却从未退让一步。 他说，王葆真这样的人，是潜伏战线真正的“屏障”。 王葆真之所以能长期立于明处保护关键人员，是因为他早在1938年就与南方局建立联系，多次在重庆、贵阳两地担任地下工作掩护人。 1946年后，他成为中共西南地下系统重要外围联系人，是当时“未被破坏”的极少数关键支点。 正如《左传》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斗不是只有前线厮杀，像王葆真这样的暗线支撑，才能让敌后部署顺利进行，不致前功尽弃。 郭汝瑰后来说，他完成起义任务固然不易，但若无王葆真的连续阻击，自己早就在1948年倒下，别说见证西南解放，就连把真话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从郭汝瑰第一次接触王葆真开始，两人不过公务往来，后来才知道自己早在王葆真视线内。他曾问过为何选中自己，王葆真的手记中写：“他谨慎，不多话，肯干事。” 这种评价郭汝瑰一直记到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