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

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982年，中国2050亿，印度2000亿，依旧只差那么一丢丢。放在当时，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经济上旗鼓相当，谁也看不起谁。 1980年深圳特区的挂牌如同一声发令枪，拉开了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市场的序幕，而印度此时仍被1950年代确立的《工业许可证法》捆住手脚，两者的发展轨迹从这一刻起就已埋下分道扬镳的伏笔。 深圳特区的成立绝非简单的地理划界，而是政策松绑释放的巨大活力。早在1978年底，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就敢为人先，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诞生了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25名农村姑娘从农民变工人，月薪最高达200元，这比当时村里人均年收入110元还要高。 这种看得见的收益让“洗脚上田”成为潮流，1979年深圳就引进了200多个“三来一补”企业，涵盖制衣、玩具、电子等多个领域，港商带着设备和订单纷至沓来，蛇口工业区响起的“开山炮”不仅炸平了山头，更炸碎了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 1980年特区正式成立后，上步、八卦岭等工业区陆续规划建设，1982年更是敲定了10个工业区的宏伟蓝图，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为外资落地提供了坚实载体。 政策的灵活性更让深圳如虎添翼，国务院明确简化来料加工审批手续，创汇留成比例倾斜，反观之前审批要半年的项目，此时几天就能落地，这种效率在当时的亚洲堪称罕见。 数据最有说服力，1980至1984年深圳GDP连续五年保持53%以上的增速，1982年更是达到58.4%，这种爆发式增长正是开放活力的直接体现。 与中国的敢闯敢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许可证迷宫”。1951年颁布的《工业（发展和管制）法》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把企业牢牢捆在繁琐的审批流程里，1980年代的印度仍在不折不扣执行这套过时制度，开个小工厂要盖80多个章绝非夸张。 想办一家纺织厂，首先要到外贸总局申请进出口代码，光这一步就要10到15天，接着要根据统一编码系统给产品分类，再申请进口许可证，资本货物许可证有效期24个月，原材料的18个月，每一步都要层层盖章。 更有意思的是，连生产规模、产品种类都要政府说了算，想多生产一件产品都可能违规，这种管控让企业彻底失去创新动力。 当时印度有个笑话，说有人申请开厂，等所有章盖完，市场需求早就变了，设备都快过时了。外资自然望而却步，毕竟没人愿意把时间耗在无休止的审批上。 数据显示，印度1980年代工业增长率最高才8.1%，多数时候在4%到7%之间徘徊，看似平稳实则缺乏活力。 1982年中国纤维加工量已达400万吨，棉布产量153.5亿米，比1978年增长39.2%，而印度同期纺织业还在为许可证发愁，不少小作坊因审批繁琐被迫停业。 这种节奏错位还体现在民生与产业的联动上。中国“三来一补”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让千万农民变身产业工人，1983年深圳已引进外资企业2512个，82%都是“三来一补”类型，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直接带动消费增长。 而印度由于企业发展受限，大量劳动力被困在低效率的农业里，工业就业岗位增长缓慢。1982年两国GDP看似只差50亿美元，但中国的增长是靠千万家活跃的企业托起来的，印度则是在制度束缚下的缓慢爬行。 深圳康佳的前身1979年成立后，借助外资技术快速成长，而印度同期同类企业还在为进口一台设备的许可证奔波。 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在时间的积累下逐渐放大，为后来两国经济差距的拉开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1980年代初那场截然不同的改革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