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的农民咳嗽10年，但却一直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一咳，一个异物喷出来，妻子带着异物给医生，谁料，医生看完后，立马去报警...... 高其煊出生于1921年的山东滨州旧镇村，那里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村民们主要靠种地和简单手艺过日子。他家境一般，父母经营小铺子，从小他就帮忙干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入侵华北，山东成为战场前线，许多村庄遭受破坏。高其煊那时刚成年，目睹家乡被侵扰。1939年，他和哥哥高其炳一起加入八路军，投身抗日队伍。这支部队属于老七师三团三营八连一排三班，主要在山东地区活动。他们参与游击战，破坏敌方补给线。高其煊从后勤起步，逐步上阵作战。那时期，八路军装备简陋，面对日军往往以少打多，战斗频繁而激烈。高其煊在多次行动中积累经验，但战争的残酷让他付出代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复杂，高其煊继续留在部队。1946年7月，内战期间，他在邹平韩家寨的一次攻坚战中受伤。那场战斗中，部队推进时遭遇密集火力，高其煊胸腹部中弹。战友将他送往野战医院，医生取出腹部子弹，但胸部那枚位置太深，医疗条件有限，只能留下。伤口处理后，他养伤几个月，部队环境艰苦，药品短缺。他退伍回家，回到滨州旧镇村，娶妻生子，开起小馒头铺维持生计。铺子规模小，每天卖些馒头给村民，收入勉强够养家。那时农村经济恢复缓慢，物价不稳，高其煊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他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老人，生活压力大。从受伤后，他开始出现咳嗽症状，但总拖着不去看。 高其煊的咳嗽从1946年受伤后就持续，十年间逐渐加重。起初只是偶尔干咳，后来伴随胸痛和痰血。1950年代农村医疗资源匮乏，村里没有正规医院，去县城看病要走远路，花销不小。对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农民，这笔钱意味着少吃几顿饭。他妻子多次劝说，但他坚持不肯，理由是家里开销大，咳嗽不算大病。那时代，许多人习惯忍耐小毛病，尤其农村男性，觉得求医花钱不值。实际上，高其煊知道胸腔里有子弹残留，但不愿声张。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稳定下来，他不想旧事重提，怕影响家庭平静。村里人见他瘦弱，常问起健康，他总敷衍过去，继续干活。 1956年，高其煊已35岁，咳嗽问题越来越明显。那年夏天，他咳嗽发作更频繁，影响日常劳作。一次剧烈咳嗽中，他吐出一枚锈蚀的子弹头，裹着血丝。妻子捡起后，带去村诊所给医生查看。医生认出是子弹，立即报警。这在当时引起注意，因为子弹来源需查清。新中国刚成立几年，清理战争遗留问题还在进行。警察调查高其煊身份，核实他抗日和内战经历。确认他参加八路军作战，无可疑之处后，事情平息。这枚子弹在胸腔待了十年，通过咳嗽排出，医学上属罕见案例，通常异物长期存留会形成包裹，但气道压力大时可能排出。 高其煊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抗日战争中，许多山东青年加入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是重要抗日基地。部队番号如老七师，在鲁中地区活跃，参与过多次反扫荡战役。高其煊入伍后，从情报传递到正面作战，贡献力量。战争结束，他选择低调生活，不愿炫耀过去。那时期，退伍军人多回归田间，面对重建家园的挑战。高其煊开馒头铺，融入乡村日常，但身体隐患一直存在。咳出子弹后，他健康有所改善，不再频繁咳嗽。村里传开此事，有人佩服他忍耐力，有人好奇他战场故事，但他保持沉默，继续经营生意。 类似高其煊的情况，在战争幸存者中并不少见。许多老兵受伤后，子弹或弹片留在体内，医疗落后导致无法彻底清除。1950年代，农村卫生条件差，赤脚医生制度还未普及，看病难是普遍问题。高其煊拒绝就医，也源于经济压力和个人性格。那时代，农民生活朴实，注重家庭责任，他优先孩子教育和老人赡养。事件发生后，警方快速处理，体现了当时社会秩序。子弹排出属于生理奇迹，胸腔异物经年累月被肺部组织推移，最终通过咳嗽排出。这件事让高其煊的抗日身份公之于众，但他未因此改变生活轨迹。 高其煊的哥哥高其炳也在部队，两人一同入伍，互相支持。那时期，八路军招募多靠家庭影响，许多兄弟并肩作战。高其煊退伍后，哥哥情况不明，但他独自支撑家庭。1956年事件后，他继续小本经营，馒头铺成为村里固定场所。咳嗽缓解让他干活更有劲，家庭负担稍轻。那年，中国正进行农业合作化，农村变化大，高其煊适应新形势，参与集体劳动。子弹事件虽短暂闹腾，但未影响他声誉，反而让村人尊重他过去贡献。类似故事在其他老兵中偶有发生，体现了战争对个人的长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