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富商王永庆去世，子女惊讶地发现，父亲在瑞士银行竟有400亿存款。随后子女们去取，谁知，竟一分也取不走…… 子女们攥着经台湾法院认证的继承权文件站在瑞士银行的大理石柜台前，指纹扫描仪的绿光在文件上明明灭灭，柜台经理指着条款第17条念出“需本人亲自办理”时，王瑞华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为什么一个连卤蛋都要分瓣吃的人，会在瑞士银行存下400亿？ 他们想起父亲晚年在台塑总部吃午餐的场景：铝制便当盒里的卤蛋总要切成四瓣，分给身边的年轻职员，自己只留最小的那块蛋白，理由是“年轻人多吃点脑子转得快”。 1931年的嘉义码头，14岁的王永庆背着比人还高的米袋往仓库挪，麻绳勒得肩膀渗出血印。掌柜从账房探出头骂“慢得像头病猪”，他咬着牙把眼泪咽进肚子——那天他刚得知，父亲为了凑他的学徒费，把家里唯一的耕牛卖了。 开米店时，他带着两个弟弟蹲在青石板上捡沙石，指甲缝里嵌着谷壳，弟弟抱怨“顾客又看不见”，他把一粒沙子扔在米缸里，“沙子硌牙的时候，顾客就看见了”。 有老顾客回忆，王永庆送货上门从不空手，总带着块干净抹布，把顾客家的米缸擦得锃亮，再把新米铺底、旧米盖面，“这样陈米不会坏，新米又新鲜”。 有人说这400亿是王永庆对子女能力的质疑，怕他们守不住家业。 但翻开他给子女的手写信，泛黄的纸页上写着“我14岁赚的第一个铜板，比这400亿烫”。 1926年台北新店的寒夜，9岁的王永庆被父亲绝望的呜咽惊醒，看见父亲攥着麻绳往房梁上搭，药罐在灶台上滚得叮当响，母亲跪在地上死死拽着父亲的裤脚，米缸里只剩下半碗糠皮。 这一幕成了他一辈子的闹钟。后来倒腾木材时，他睡在堆满原木的仓库里，暴雨天用塑料布裹着账本睡，怕淋湿了欠账人的名字；进军塑料行业时，他带着技术员住工厂，机器轰鸣声里啃馒头，说“机器不停，人就不能停”。 王文洋当年想进台塑核心层，王永庆直接把他塞进高雄的车间，发的工牌上写着“实习生王文洋”，跟普通工人一起扛钢管，手掌磨出的茧子比老工人还厚。 王瑞华创业时找父亲借钱，原以为能拿到千万启动资金，结果王永庆只给了200万，附了张纸条：“我开米店时本金200块，你比我多10000倍，够多了。” 为什么瑞士银行的钱取不出来？律师后来在遗嘱补充条款里找到了答案：子女需提供“独立创造超过1亿新台币财富”的证明，经台塑董事会3/4成员签字，且需在非家族企业任职满10年，方可申请解冻。 有人算过账，要满足这些条件，至少得等到子女们五十岁以后。 上个月瑞士银行寄来年度账单，400亿的数字旁多了行小字“账户管理费已从利息中扣除”。 王瑞华把账单压在办公桌玻璃下，旁边是父亲当年米店的账本复印件，泛黄的纸页上，“今日捡沙石132粒”“给李奶奶送米，她家米缸直径35公分”的字迹依然清晰。 如今王文洋在新材料实验室带徒弟，总把父亲的话挂在嘴边：“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只有本事是船底的钢板，什么时候都沉不了。” 王瑞华的初创公司刚拿到A轮融资，路演时展示的用户画像里，有一栏专门标注“客户家储物空间尺寸”，投资人笑她太细，她想起父亲当年记在账本上的“张大爷家米缸高40公分”。 那笔躺在瑞士银行的400亿，像父亲留下的一面镜子。 照见的不是数字，是14岁少年肩上的米袋，是青石板上被谷壳磨出的指痕，是那个把卤蛋分瓣吃的老人，藏在严苛规则里的——怕子女忘了，钱要一分一分挣，日子要一天一天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