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农妇去卖鸡蛋，走到半路被一群土匪糟蹋了，完事了，她见篮子里的鸡蛋还好端端放在那，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多大的事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抢我鸡蛋呢。”然后提着篮子往市场走去了。 那个农妇从凌乱不堪的草窝里爬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拉扯那已经被撕得稀烂的衣裳，也不是去擦脸上的泥和泪，她的脖子像只警觉的老鹅一样梗着，眼神直勾勾地锁死在几步开外的竹篮上。 等到看清篮子里的那十几颗鸡蛋安安静静地卧在软草窝里，甚至连个裂纹都没碰出来，她长长地松了一口还没到底的气，对着那一帮已经心满意足、正提着裤腰带走远的土匪背影，拍打着身上的草屑，甚至还得带点庆幸地啐了一句：“多大点事儿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抢我的鸡蛋呢。” 这一句看起来轻描淡写的疯话，却是那个世道最赤裸的生存账本。 在那位嫂子的天平上，身子脏了，那不过是遭遇了一场倒霉的冰雹，皮肉上的苦痛那是自家该忍的灾，回去拿井水冲冲，伤口总会结痂，日子还得接着过；可要是那篮子鸡蛋碎了，那就是真正的大祸临门，那是一场那个摇摇欲坠的家绝对承受不起的“灭顶之灾”。 要知道，为了这这点“金贵物”，天还没亮透，连晓星都还挂着，她就揣着半个冰凉的窝窝头出了门。家里等着钱用的缺口实在太多了：婆婆那拉扯风箱一样的肺管子等着抓药，墙角缩着的小孙子正发着烧，还指望着这几文钱能换来一块解苦的红糖，或是那一包没它不行的咸盐。那二十文钱的指望，全系在这层薄薄的蛋壳上。 在那片半人高的高粱地和荒坡之间，当屈辱像烂泥一样糊满了全身，这女人被暴力按进尘埃里的时候，她甚至都不敢剧烈挣扎，怕的是挣扎大了动作，会波及到那放在路边的篮子。 那些男人施暴的时候是不挑日子的，对于她们这种如同蝼蚁般的底层农妇，所谓的贞操和尊严，那是深宅大院里那些不用为吃喝发愁的小姐太太们才有资格谈论的奢侈摆设。 等这阵必须忍受的风暴过去，她硬撑着瘫软的身子挪到路边的野溪旁。她没有哭天抢地，只是像要把那层皮都搓下来一样，把双手在冰凉的溪水里反反复复地洗，洗到那双手通红发肿。这种近乎自虐的清洗，是她对自己唯一的交代。 紧接着，那带着生水味的手，还得去掏怀里那个已经沾了泥灰的窝头，也不嫌脏，哪怕混着委屈，也得蘸着口水生硬地吞进肚里——不吃饱了，哪有力气提着篮子走到镇上？ 那一刻，羞耻心这种东西，在生存的铁锤面前，比纸还要薄。 到了喧闹的集市，她甚至表现得比平日里还要“凶悍”几分。她刻意把破了的衣襟往里拢了拢，用一种甚至有点不讲理的架势去咬死价格，寸步不让。在那群等着买鸡蛋回去下锅的主顾眼里，这就是个普普通通、斤斤计较的村妇，除了腿脚看着有点别扭，脸上神色有点白，看不出半点刚历过劫的凄惨。 直到每一个鸡蛋都小心翼翼地交割出去，那一枚枚还带着体温的铜板落进贴身口袋，像钉子一样扎实地补上了日子的窟窿，她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真的落了地。她利索地买了治风寒的草药，称了一小包玉米面，还没忘了那块答应给孩子的糖。 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的时候，她拖着那副大概还在隐隐作痛的身躯回到了家。院子里，自家男人正在那一斧一斧地劈柴，见到女人回来，并没有哪怕一句关于“人”的关心，问出口的第一句便是这生意如何，或是嫌弃那日头落尽才归家的晚归。 女人没有任何迟疑，把换回来的东西和剩下的铜板如数上交，看着男人把钱塞进抽屉那个安心的动作，她那裤腿上的泥印子，便被一句早就编好的“路上滑了一跤”轻飘飘地带了过去。 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结局，在这家人的逻辑里，这一天是“平安”的，甚至是“幸运”的，因为作为核心财产的鸡蛋保住了，该买的药和粮买回来了。 至于那场发生在荒郊野外的暴行，不过就像走路撞上了鬼，或者地里遭了旱，那是命里该受的磨难，只要没把那个用竹条编织的、承载着全家生计的篮子打翻，这个家就还能在清末那摇晃的世道里，再苟延残喘地熬过一天。 信源：陈忠实|《四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