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近期多次公开提醒，必须警惕日本可能重演甲午战争前的“情报偷袭”套路。 当年甲午战前，那些戴着圆顶礼帽的“草帽辫商人”在胶东半岛的茶馆里，一边数着银圆一边记下潮汐时刻表；如今东京某NGO驻华代表处的办公桌上，摊开的“生态保护调研表”里，却藏着沿海港口的水文数据采集项。 这种身份的转换，藏着情报战最核心的逻辑——用日常场景包裹致命意图。 某汽车企业驻华工程师的电脑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局优化”的项目文档旁，附带的“城市电网负荷分析”中，清晰标注着郊区变电站的位置参数。 这不是孤例。甲午战争前2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间谍荒尾精，在汉口开设“乐善堂”药店，卖当归、黄连的同时，绘制出涵盖直隶、山西等十八省的精密地图；现在某日本旅游公司发布的“深度游攻略”里，对西南边境口岸的描述精确到“每日通关货车平均停留时间”，这数据本该属于海关内部统计范畴。 有人会说，跨国科研合作、民间交流本是常态，何必杯弓蛇影？ 确实，去年某中日联合考古队在西北某遗址发掘报告，就严格遵循数据共享规范，未涉及任何敏感信息。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报收集早已进入“碎片化拼图”时代——一份高校公开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里提到的“产业园区夜间照明时长”，加上某物流平台泄露的“仓储中心货车进出频次”，再叠加社交媒体上用户打卡的“海滨步道实景照片”，这些看似无关的信息，经算法整合后就能还原出一个军事基地的大致轮廓。 这种“非传统情报战”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战场搬进了日常生活：你网购时填写的家庭住址，可能被用于分析居民区与军事设施的距离；你在学术期刊发表的水文研究，或许成了导弹航线规划的参考数据。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加强了对涉外数据项目的审查，某境外环保组织因擅自采集青藏高原冰川数据被依法处理，就是明确的信号。 但更根本的防御，在于每个普通人的警惕——当收到“调查问卷”要求填写详细单位地址时多问一句用途，看到“科研合作”涉及敏感区域时及时上报，这些微小的举动，正是筑牢数据安全防线的一块块砖。 一百三十年前，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奏折里怒斥“倭人奸细”，却没拦住那些藏在商船货舱里的测绘图；今天，我们的防火墙能挡住病毒，却挡不住那些混在学术邮件附件里的“无害”表格——警惕，从来不是杞人忧天。 但当一份“智慧城市用户体验问卷”同时出现在十个沿海城市的街头，我们该如何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市场调研，哪些是披着羊皮的情报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