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上海寓所的书房门虚掩着。 朱梅馥端着刚沏好的龙井推门而入，看见丈夫傅雷正和一位年轻女子低声交谈，女子手边放着一本翻开的《艺术哲学》。 她指尖的茶盏晃了晃，热水溅在红木桌面上，像一滴没忍住的泪。 转身时撞见门口的儿子傅聪，她蹲下身理了理孩子的衣领，声音轻得像落雪“爸爸在忙，我们去吃点心。 ” 那天的龙井最终没端进书房。 朱梅馥把凉透的茶倒进天井的花坛，看着茶叶在泥里慢慢沉下去。 她想起16岁那年，傅家托媒人来说亲，母亲拉着她的手笑“你们是从小一起在弄堂里追着跑的。 ”那时傅雷刚拿到法国留学的船票，临行前塞给她一本烫金封面的笔记本“等我回来教你法文。 ” 笔记本她一直带在身边。 傅雷在巴黎的三年，她每天照着报纸上的船讯栏画圈，把他寄来的信按日期排好，压在梳妆台的玻璃下。 傅母生病时，她端药喂水彻夜守着，夜里冷了就把笔记本抱在怀里。 回国后的傅雷成了翻译家，家里的书架渐渐摆满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她的笔记本还停留在第一页他再也没提过教她法文的事。 1936年夏天，傅雷带回来一位叫成家榴的年轻画家，说要合作翻译《艺术哲学》。 朱梅馥看着成家榴为傅雷研墨时自然的侧影，突然想起自己学了三个月的西式糕点，第一次烤糊的黄油曲奇，傅雷尝都没尝就说“太甜”。 后来她主动提出让成家榴住到家里，每天为她们洗衣做饭，有人问她值不值，她指着窗台上晒着的傅雷的羊毛衫“他胃不好，穿不得晾不干的衣服。 ” 那时上海文艺圈都在说傅雷娶了个“标准贤妻”。 可没人知道，朱梅馥夜里会翻看《良友》画报，看着上面“新式夫妻”并肩看画展的照片发呆。 她读过教会女中，会弹钢琴会说英文，嫁给傅雷后，这些技能都变成了“给客人弹曲子助兴”“帮傅雷整理英文资料”。 1930年《民法典》里写着“离婚需丈夫同意”，她不是没想过，只是翻到笔记本第一页那句“等我回来”，笔尖就再也划不下去。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砸开家门时，朱梅馥正蹲在地上整理傅雷的译稿。 那些泛黄的稿纸上，有她用红笔标注的错别字，还有几处被水渍晕开的字迹是1939年那天洒在桌上的龙井。 她把译稿一本本摞好，用绳子捆紧，塞进樟木箱最底层。 傅雷坐在藤椅上发抖，她走过去帮他系好领口的纽扣“别怕，我们一起走。 ” 遗书里写着“只需白布裹身，不发讣告”。 傅聪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母亲自杀前最后做的事，是把父亲常穿的那件藏青色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 我觉得，她叠衣服时手指划过领口的褶皱，或许想起了1928年那个追着船跑的少女，想起笔记本里那句没兑现的承诺。 多年后傅聪回国，在父亲的译稿里发现一张夹着的字条，是母亲娟秀的字迹“龙井凉了，再沏一杯吧。 ”那本《艺术哲学》的扉页上，还留着淡淡的茶渍。 朱梅馥用一生的等待，把两个人的名字，熬成了岁月里最涩也最醇的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