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赵培宪被俘，日军把他带到赛马场当活靶子，给新兵练刺刀。日本新兵正要捅他，赵培宪突然挣脱绳索，踹了他一脚！ 赵培宪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机要秘书。 1942年5月，日军发起“五一大扫荡”。 当时，赵培宪正和左权、罗瑞卿等人一起突围，突围到十字岭时，部队突然遭到日军的袭击，左权将军不幸牺牲，队伍也陷入混乱。 混战中，赵培宪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那一脚踹得又狠又急，日本新兵惨叫着蹲在地上，满脸都是难以置信。周围的日军也懵了，他们从没见过被反绑双手的战俘还敢反抗，一时间竟忘了开枪。赵培宪可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借着这转瞬即逝的空隙，双手猛地向后一挣——绑他的哪里是什么结实绳索，不过是根磨得快断的布条裤腰带，日军大概觉得“活靶子”翻不了天，竟犯了这样致命的疏漏。 谁能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机要秘书，16岁就见证西安事变投身革命，跟着刘志丹的队伍摸爬滚打，还跟名师练过拳脚，八路军总部的长跑比赛他拿过冠军，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技能，此刻全成了救命的稻草。他朝着记忆中那片青纱帐狂奔，身后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子弹擦着耳边飞过，脚下的碎石子划破鞋底，脚踝被野草绊得生疼，可他不敢停，只要慢一步，就会沦为战友那样的下场。 被俘后的日子，是赵培宪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他和三百多名战友被押进了所谓的“太原工程队”，对外挂着“工程队”的木牌，实则是日军在华北规模最大的战俘集中营，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50平米的牢房要塞70多个人，大家只能侧身“插萝卜”似的挤着睡，臭虫、跳蚤爬满全身，每天两顿饭是掺着沙子的豆饼和烂菜帮子，饿到极致时，有人捡猪食里的白菜根吃都能被当场打死 。更让他心惊的是，连续几天都没人让他们出去干活，一种不祥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 直到第四天，日军打开大门，一辆辆卡车鱼贯而出，战俘们被反绑双手、堵上嘴巴，像牲口一样被塞进车厢。车子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停在太原城郊的赛马场——一片荒草丛生的乱坟岗。下车的瞬间，赵培宪浑身的血都凉了，大坑里横七竖八全是尸体，有些面容他还依稀认得，正是几小时前还跟他在一个牢房的战友。 日军的狞笑给出了答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力捉襟见肘，这些从本土来的新兵毫无作战经验，一听到枪响就哆嗦，驻太原的日军旅团长津田守弥竟下了密令，用活人给新兵“练胆” 。战俘们被分成一组组绑在木桩上，日军士兵扒开他们的上衣，用红笔在心脏位置画圈，然后退掉枪里的子弹，在军官住冈义一的口令下疯狂捅刺 。惨叫声、怒骂声、狂笑声交织在一起，听得人头皮发麻。 赵培宪被分在第三组的最东面，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身后不远处有一道深沟，沟下就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求生的本能让他瞬间冷静下来，悄悄活动着手腕感受布条的松紧度。当面前的新兵抬脚踹向他的膝盖，嘶吼着让他跪下时，他积攒了所有力气，猛地抬起右脚，狠狠踹在对方小腹上。 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打乱了日军的节奏，等他们反应过来要装子弹时，赵培宪已经冲到沟边，一个翻滚滑了下去。山坡上的碎石和荆棘把他的衣服划得破烂不堪，身上添了好几道伤口，可他顾不上疼，爬起来就钻进青纱帐，消失在日军的视线里。他是这场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第一批219名战俘全部牺牲，后来8月又有120名战俘被虐杀，其中包括50名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女学员，她们到死都没喊过一句求饶。 1942年8月21日，赵培宪以“培宪”为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把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 。文章一出，举国震动，国际舆论的压力让日军不得不停止了这种灭绝人性的训练，还假意将相关责任人交付军事法庭处理 。而赵培宪没有停下脚步，他把满腔的悲愤化作力量，继续投身抗日斗争。 1956年，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赵培宪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了藏了14年的控诉材料，法医还带来了从赛马场挖掘出的20余具战俘白骨作为铁证 。材料中清晰记录着，1942年7至8月间，日军在此进行了两次活人刺杀训练，共杀害340多名八路军将士 。面对战犯住冈义一的认罪，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控诉，我只是个证人，死去的战友都在看着我。”最终，住冈义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 日军总以为用屠杀能磨灭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可他们忘了，赵培宪这样的硬骨头，从来不会在刺刀下低头。所谓的“练胆”，练不出他们的嚣张气焰，反而让中国人的斗志更加坚定。那些牺牲在赛马场的英灵，那些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同胞，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最终化作了审判侵略者的铁证，化作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