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陶华碧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老干妈之所以一直使用某家玻璃厂的瓶子，并不是因为它保鲜或者不渗漏，而是因为这家国营玻璃厂在她创业初期时，第一个接她的单子，而且还愿意低价接她的小订单，是这家玻璃厂帮她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时期。她一直坚持跟这家玻璃厂合作。 在商业教科书里，供应链管理通常只讲究两个词：效率与成本。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个印着陶华碧头像的玻璃瓶，早该被更廉价、密封性更好、或者物流破损率更低的新型包装所取代了。毕竟，不管是重庆还是郑州的包装大厂，给出的报价单都比现在这个老伙计要诱人得多。但如果你拿着“利益最大化”的算法去问老干妈，她多半会对此嗤之以鼻。在她那个并未攻读过MBA的商业世界里，有一笔比资产负债表更重要的账——那个瓶子，是当年她卑微求生时，也是这家国企后来濒死挣扎时，双方唯一的救命稻草。 故事得倒回到陶华碧最难的那个阶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个如今身家亿万的“国民女神”，在五十岁那年还是个为了生计能豁出半条命的苦命人。那时候别说什么融资扩产，连两间借来的民房都显得寒酸。为了做辣酱，她把自己变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四十几个工人也没现代化设备，剁辣椒全靠手，飞溅起来的油星子辣得人睁不开眼，她不管那一套，带头喊着口号硬干。常年的高强度劳作给她留下的不只是第一桶金，还有严重的肩周炎和十个早已钙化的手指指甲。 就是这样一个小作坊，当初想要搞点玻璃瓶包装，简直比登天还难。她跑到了当时年产量过万吨的贵阳某国营玻璃厂，结果可想而知。在那些端着铁饭碗的管理者眼里，这哪里是客户，分明就是来添乱的——几十个瓶子的订单，开一次模具的成本都赚不回来。 倘若换作他人，面对阻碍时，或许在头撞南墙之后便会心生怯意，选择退缩不前。但陶华碧那一辈创业者的韧劲，往往就体现在这种近乎“无赖”的坚持上。她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扎进了厂长办公室，不管对方脸色多难看，就是坐着不走，软话硬话轮番上：“那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你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博弈磨了一下午，最后换来的也不是什么正式合同，而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许可：厂里生产剩下的废次品或者边角料，允许她用提篮去捡几个回去用。 谁能想到，正是当年那一提篮一提篮捡回来的破瓶子，装载了老干妈起步的底气。那段将尊严狠狠践踏于泥沼之中的经历，宛如一道深刻的刻痕，深植于陶华碧的记忆里，让她铭记终生。所以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那家曾经傲慢的国营玻璃厂陷入倒闭潮的危机中时，陶华碧成了那个“守旧”的人。 即便此时的她已经有了足以让全球包装厂排队求合作的资本，即便原来的瓶子既不是最保鲜的也不是防渗漏做得最好的，她依然没换。这份坚持硬是将这家老国企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如今厂里四条生产线有三条都在昼夜不停地为她运转，占了六成的产能。这不是单纯的生意，这是她在还当年那个“允许捡瓶子”的恩情。 这种“甚至有点傻”的厚道，贯穿了她管理的方方面面。她不懂复杂的现代企业治理，立下的规矩全是这种土得掉渣却硬得像石头的原则。比如那条雷打不动的“现款现货”，当年创业为了那第一批的一万个瓶子，她手里紧攥着现金去提货，从那时候起就发誓绝不欠账。 这种极端的财务洁癖，让这家企业在后来即使做到了日销千万级别，账面上也看不到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罗乱。对员工也是如此，什么期权激励她玩不转，她就知道谁生日了给煮碗长寿面，谁结婚了她去当证婚人。这种看似原始的“人情羁绊”，反而构筑了一种现代合同无法替代的忠诚度。 然而，商业毕竟不是只靠温情就能一劳永逸的。这种建立在创始人个人魅力和价值观之上的企业护城河，随着权杖的交接，也面临着最现实的冲击。不管是坊间热议的“二代接班”后的管理风格变化，还是近年来关于口味的争议，其实都在指向一个核心冲突：当“笨拙”的坚守遇到了精明的算计，老干妈的魂还在吗？ 之前有段时间，不少忠实食客敏锐地察觉到了变化。那种用来拌饭能下一半瓶子的熟悉味道似乎“变”了，有人抱怨像是为了节约成本换了原料，原本醇厚的口感变得寡淡，甚至有说法称用了鸡油替代或者是更廉价的辣椒。这对于靠味蕾记忆生存的品牌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消费者是最敏感也是最无情的，这就像有人喝到某知名品牌的瓶装水变成了“纯水”一样，一旦那股“特殊的香气”没了，情怀也就断了。 好在，市场是最好的教官。或许是听到了太多“老干妈被自己干死”的吐槽，也或许是终于明白有些成本是省不得的，在最近一轮的市场反馈中，似乎出现了转机。有细心的老顾客在超市促销时试着买回久违的那一瓶，惊喜地发现那个熟悉的味道似乎又回来了。 这种起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这个聪明人遍地的时代，像陶华碧当年那样，为了一个承诺守住一家玻璃厂、为了一个口感不计成本的“傻劲”，或许才是最稀缺、最不能丢的顶级商业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