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巴金病情恶化，身心极为痛苦。他那时已95岁，不愿再活，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请求“安乐死”。子女已同意，可“上面”经过“研究”后表示不许可，于是继续各种精密“治疗”。 巴金出生于1904年，在成都一个传统家庭长大，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接触古典文学。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开始阅读新思想书籍，激发了对社会变革的兴趣。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同时参与进步活动。1923年移居上海，那里成为他文学启蒙地。他在东南大学附中求学，广泛涉猎西方文学。1927年留学法国，接触无政府主义，完成首部小说。回国后，他以笔为武器，创作《灭亡》等作品，揭示社会黑暗。1930年代，他推出《激流三部曲》，剖析封建家庭弊端，推动新文学发展。他的翻译工作引进外国名著，促进文化交流。抗日时期，他辗转内地，主编刊物，呼吁团结抵抗。1949年后，他担任文联领导，推动文学事业。 巴金一生注重真实表达，晚年健康渐衰。1994年，他因取书时书堆倒塌，导致脊椎骨折，加重帕金森症症状，手部颤抖，行动迟缓。从此，他基本停止写作，感到无用。1998年，他多次住院，呼吸系统问题反复。1999年2月，病情急转，肺炎并发呼吸衰竭，高血压和慢性气管炎恶化。他那时95岁，明确拒绝药物和手术，提出安乐死要求，认为续命无意义，只增负担。子女理解他的痛苦，经过讨论同意上报。医院方面上报后，相关机构研究决定不允许，继续采用精密医疗手段维持生命，如呼吸支持和营养输入。他得知结果后，表示从此为他人而活。 巴金的请求反映了老人对生命质量的追求。类似情况在其他文化名人中常见，如钱钟书晚年卧床四年，基本无知觉，却被坚持治疗。他生前向往自由离去，却无法表达。吴藕汀2005年离世前，也多次求安乐死，自知医术，却拒绝住院和药物，选择绝食方式。家人无奈，眼见他渐弱，指甲变紫，却无法干预。他的遗言是“要死”，含泪离去。这些案例显示，名人晚年往往受社会期望影响，难以自主。巴金从1999年后，依赖仪器维生，帕金森症让他肢体僵硬，难以动弹。医院提供专业护理，避免并发症，但长期卧床带来肌体退化。 从1999年起，巴金在华东医院度过余生。2000年，他的腹部积水需抽取，医生定期调整用药。2001年，气管炎反复，安装辅助设备。2002年，肿瘤迹象出现，化疗跟进。2003年，他设立文学奖，鼓励新人创作，尽管无法亲身参与。2004年，病情加重，手术排水。他的身体渐衰，依赖喂食和监护。2005年10月17日，他于医院逝世，享年101岁。遗嘱要求丧事简朴，无悼词，骨灰与妻子萧珊混合撒海。他的离去标志一个时代结束，留给后人对生命尊严的反思。 巴金的经历引发对安乐死议题的讨论。在荷兰，安乐死已合法化，1999年就有数千人选择，民意支持率高。中国当时无相关法律，名人身份更添复杂。巴金的痛苦源于无法工作，感到拖累社会。他早年强调诚实，晚年仍坚持表达意愿。类似伍尔夫，她日记记录病痛折磨，最终自择方式离去。现代医学延长寿命，却可能加剧痛苦。北京一些医院引入缓和医疗，针对晚期患者减痛，不强求过度治疗。这显示社会在进步，注重患者权利。 巴金的请求虽未实现，却推动公众思考生命终点。老人长寿常伴多病，名人更受关注。吴藕汀拒绝医疗，坚持在家离世，显示个人意志力量。钱钟书无法言语，任由他人决定。巴金从1999到2005，忍受六年病榻生活，医疗技术维持基本功能，但质量低下。他的遗言希望安静，避开仪式化悼念。这反映了对尊严的追求，避免成为负担。社会需平衡关怀与自主，发展临终护理体系。 安乐死涉及伦理和法律。巴金案例中，机构决定优先尊重其文化价值，视其为国宝级人物。子女虽同意，却遵从上级意见。类似国外，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河中结束，逃避病痛循环。国内，吴藕汀写满“死”字的纸条，表达求去决心。巴金的坚持活下去，为他人着想，体现责任感。他的作品如《随想录》，记录反思，推动社会进步。晚年经历提醒，医学应服务人性，而非单纯延长。 巴金的晚年凸显长寿的双刃剑。他1904年生，经历百年变迁，贡献文学遗产。1999年请求后，继续治疗虽延寿，却增痛苦。医院记录显示，他多次表达不适，但医疗团队尽责。2005年离世时，社会悼念其成就。他的骨灰撒海，符合生前愿望，避免传统葬礼。类似案例增多，推动安乐死讨论。中国渐重视缓和疗护，医院设专区，帮助患者安详离去。这源于对老人权益的关注，避免无效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