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大破太平军国都，却面临大危机，曾国藩如何解决 同治三年七月十九，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城墙二十余丈，敢死队踏着同袍尸体冲入城内，坚守十一年的太平天国国都终被攻破。洪秀全已病逝月余，李秀成带着幼天王洪天贵福趁乱出逃，湘军将士蜂拥而入，大肆劫掠。这场耗时两年的攻城战，湘军死伤四万余人，主将曾国荃麾下的吉字营更是欠饷多年，破城后的抢掠，成了士兵们唯一的补偿。 曾国藩坐镇安庆，收到破城捷报时，没有半分功成名就的松弛。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湘军的巅峰时刻，正是危机降临之时。彼时的湘军，号称五十万之众，麾下将领占据东南半壁督抚之位，民间流传“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督”，这般声势，早已成了清廷的眼中钉。满族权贵忌惮汉人拥兵自重，慈禧太后更是暗中布局，派正白旗出身的官文坐镇湖广，专门监视湘军动向。 危机来得比预想中更快，且内外交织，容不得曾国藩喘息。内部乱象先起，吉字营士兵劫掠成瘾，连曾国荃的卫队都弃守职责，参与搜刮，城内火光烧了八日不绝，繁华金陵成了残垣断壁。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为老者，幼孩亦遭屠戮，百姓对湘军怨声载道。更棘手的是，士兵们抢够财物后，思乡心切，纷纷请辞，不少营队出现逃兵，若不整顿，轻则军纪崩塌，重则引发哗变。曾国荃性情刚猛，纵容士兵劫掠，还屡次顶撞曾国藩，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子。 外部的压力更致命。清廷表面下旨嘉奖，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实则步步紧逼。破城之初，曾国藩奏报幼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可没过多久，左宗棠就奏报幼天王已逃往浙江，被太平军残余接应，清廷震怒，下旨严厉问责，暗指曾国藩欺君罔上。与此同时，御史弹劾奏折接连递上，指责曾国荃纵兵屠城、私藏金银数十万，甚至有人暗指曾国藩拥兵自重，意图谋反。 更让曾国藩头疼的是，湘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曾国荃麾下的吉字营、鲍超麾下的霆字营，各有派系，互不统属。鲍超的霆字营因欠饷问题，早已军心浮动，不少士兵被太平军残余收买，甚至有哗变迹象。而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领，不满清廷封赏微薄，暗中撺掇曾国藩，希望他趁机自立，推翻清廷，不少士兵也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曾国藩没有乱了阵脚，他深谙“功高震主必危”的道理，也清楚湘军此时的处境——看似强大，实则外有清廷猜忌，内有军纪涣散、派系林立，若贸然反抗，只会落得身首异处、湘军覆灭的下场；若一味妥协，只会被清廷逐步削弱，最终任人宰割。他的破解之法，始于“示弱”，归于“布局”，步步为营，逐个化解危机。 面对清廷的猜忌和问责，曾国藩第一时间主动认错，奏请朝廷处罚自己和曾国荃，坦言自己“治军不严，察事不明”，请旨剥夺自己的部分封赏，同时下令全力追捕幼天王。他派人加急传令，命浙江、江西等地的湘军，联合地方官员，围剿太平军残余，务必抓获幼天王。同治三年十月，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抓获，曾国藩亲自验明正身，下令凌迟处死，随后奏报清廷，彻底平息了“欺君”的风波。 对于曾国荃和纵兵劫掠的问题，曾国藩没有偏袒。他多次写信斥责曾国荃，命他约束士兵，收敛恶行，随后又主动奏请朝廷，弹劾曾国荃“治军无方，纵兵扰民”，请旨将曾国荃调离前线，回籍养疴。看似是惩罚弟弟，实则是保护曾国荃，也向清廷表明自己的态度——绝不纵容麾下将领，更不会结党营私。曾国荃虽有不满，却也明白兄长的苦心，最终主动请辞，回乡避祸。 解决了清廷的问责和舆论危机，曾国藩着手整顿湘军，化解内部乱象。他首先下令停止劫掠，严查带头屠城、私藏财物的将领，处死了几名罪大恶极的营官，以儆效尤。同时，他奏请朝廷，加急拨付军饷，优先发放给退伍士兵，给他们发放安家银，让其回乡务农，稳定军心。对于哗变迹象明显的霆字营，他没有派兵镇压，而是派亲信前往安抚，承诺补发欠饷，同时将霆字营拆分，一部分划归淮军，一部分遣散，彻底化解了哗变危机。 最关键的一步，是自剪羽翼，打消清廷的最大顾虑——兵权。曾国藩主动奏请朝廷，裁撤湘军。他没有一刀切，而是有选择地裁撤，优先裁撤曾国荃麾下的吉字营，从五万多人裁至两万三千人，保留了彭玉麟麾下的水师和部分精锐，用于围剿太平军残余。裁撤过程中，他亲自安抚被裁士兵，发放足额安家银，避免引发骚乱。他深知，只有主动放弃部分兵权，才能让清廷放心，才能保住湘军的根基，也才能保住自己和麾下将领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