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却隐瞒真实身份40多年，直到总理去世后才被人知晓，更不可思议的是，父子两人一生仅见过一次面，那么此人真的是周总理的儿子吗？他又为何要隐瞒身份？ 1978年的绍兴，一场周恩来史料座谈会正在举行，当主持人问及总理1939年绍兴之行是否有特殊亲属往来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缓缓站起身，平静的一句话让全场瞬间寂静：“我是周总理的干儿子。” 满场皆惊，所有人都知道周总理一生没有亲生子女，怎么会在他逝世两年后，突然出现一个“干儿子”？ 这位老人名叫王戍，并非周总理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姑表侄儿，王戍的祖母是周总理的嫡堂姑母。 他17岁读初中时，就常听父亲和祖母讲起这位表伯的革命事迹，那些周总理投身革命、心系家国的故事，让他对这位从未谋面的表伯充满了敬佩与仰慕。 1939年春，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浙江局势危急。 周总理以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赶赴浙江，实则肩负着调解新四军内部矛盾、联络浙东地下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使命。 为避开国民党特务监视，他借“祭祖”之名回到绍兴，也正是这一次，他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表侄王戍。 那年王戍刚好17岁，见到仰慕已久的表伯，既兴奋又拘谨。 陪着周总理祭祖、游览大禹陵时，他兴奋地说起老师讲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周总理笑着陪他闲谈，还给他讲了不少历史知识和抗战形势。 看着眼前心怀家国的表伯，王戍忍不住拉着父亲的手恳求，希望能跟着表伯去新四军打鬼子。 “表伯，带我去新四军打鬼子吧！” 周总理看着这个稚气未脱却有担当的孩子，满眼疼惜地劝道：“你年纪还小，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王戍红了眼眶，哽咽着反驳：“国家都快没了，我哪有心思读书？” 看着孩子难过的模样，周总理沉吟片刻，拉起他的手说：“要不，你做我的干儿子吧？” 这句话里，既有对晚辈的爱护，希望他能在乱世中平安长大，也有麻痹特务、为秘密会见地下党争取时间的隐秘用意。 王戍愣了愣，随即破涕为笑，恭恭敬敬地给周总理鞠了三个躬，响亮地喊了一声“干爹”。 当晚，周总理特意为他题词“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乘长风破万里浪”，落款加上“慕向表侄义儿”——“慕向”是王戍的字，藏着双方的期许与寄托。 临行前，周总理从半个月津贴里拿出10块银元，用手帕包好塞给王戍，反复叮嘱“好好学习，有困难就写信”。 抵达金华后，周总理还寄来一张自己的军装照，背后亲笔题着“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总理廿八·四·五”，这张照片被王戍珍藏了一辈子。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两人一生唯一的一次见面。 新中国成立后，王戍几次给表伯写信诉说思念，周总理却从未回信。 后来，王戍的父亲进京看望周总理，才带回他的嘱托：不回信，是怕王戍产生优越感，怕地方领导给予特殊照顾，希望他靠自己努力生活。 王戍牢记嘱托，把“周总理干儿子”的身份深埋心底，一藏就是四十多年。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加入南下服务团，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先后在福州市政府、福建高级工业学校任职，一辈子扎根基层、勤勤恳恳。 在福建工作的几十年里，王戍始终以普通人自居，身边的同事、邻居，甚至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是只知道他有个“革命前辈表伯”。 四十多年里，他从未借周总理的名义谋过半点好处，自己的晋升靠实绩，孩子的上学就业全凭自身努力。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正在上班的王戍浑身发抖，强忍泪水直到下班，回到家后才独自躲在房间，拿出珍藏的照片和题词失声痛哭。 他多想奔赴北京送干爹最后一程，却终究选择沉默。 他不想给组织添麻烦，更不想违背“做普通劳动者”的嘱托。 直到1978年，绍兴市委召开周恩来史料座谈会，65岁的王戍才决定揭开这个尘封四十多年的秘密。 有人问他是否觉得委屈，他平静地说：“总理当年嘱咐我，要永远做普通劳动者。我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