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广州军区保卫部抓了总医院护士长，护士长蛮横地说：“你们怎么敢抓我？”一个干部冷笑道：“你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走廊里的灯光有些刺眼。几名保卫干部站在门口，没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多余的解释。这种笃定，让周晓琳心里第一次生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慌乱。 在被带离宿舍前，周晓琳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张靠墙摆放的小桌。桌面上整齐地铺着报纸，上面压着一个旧搪瓷杯，看起来和平日并无两样。 只有她自己知道，桌下暗格里曾经藏着什么。 几个月前，这栋护士宿舍楼还像往常一样安静。白天，医护人员忙于病房、手术室、药房之间的往返；夜里，大多数房间按时熄灯，只有值班室的灯光亮到天亮。 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结束后，广州军区承担着大量战地医疗后送和伤员集中救治任务。军区总医院成为重要枢纽单位，不仅负责治疗，还需要整理、保存大量涉及部队番号、军官身份和后勤保障情况的档案。 随着安全形势趋紧，军区保卫系统开始对重点单位进行更严密的技术监控。 监听组最初捕捉到异常信号时，并未立刻联想到医院内部人员。短波信号出现时间短、频率稳定，并带有明显的加密特征，与境外情报系统使用方式高度接近。 经过多轮比对，信号源范围被逐步缩小到医院宿舍区一带。 同时，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开始被重新审视。财务部门发现，周晓琳近半年消费水平明显提高，购买的手表、首饰和衣物远超护士长正常收入水平。 更耐人寻味的是，她没有任何正规借款或家庭补贴记录。 周晓琳并非普通医护人员。出身于军区干部家庭，父亲曾在广州军区后勤系统任职，母亲是机关学校的政工干部。 成年后，她被分配到军区总医院，从普通护士一步步做到护士长，工作细致、口碑不错，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正因如此，她在最初的排查名单中，并不显眼。 李俊敏选择目标极为谨慎。他需要的是能接触内部资料、生活圈子单纯、心理防线不高的人。周晓琳在军区医院担任要职，生活稳定，对外界缺乏警惕，正符合这些条件。 两人在旅途中结识后，关系迅速拉近。李俊敏逐步向周晓琳暗示自己“从事特殊工作”，并以“为国家发展经济服务”为由，请求协助收集一些“行政性资料”。 最初只是伤员名单、军官姓名、住院科室等信息。周晓琳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后，一台小型收发报设备被交到周晓琳手中。李俊敏教会她基本操作，约定固定时间接收指令。至此，她正式被纳入台湾情报系统的联络体系之中。 保卫部门掌握信号规律后，决定在一次发报过程中实施抓捕。行动当晚，监听台再次捕捉到熟悉的频率波动。行动小组迅速抵达宿舍楼，在信号最强点破门而入。 屋内灯光尚未完全亮起，桌下暗格里搜出小型电台、密码纸条以及数份医院档案副本。所有物证与监听记录完全吻合。 案件被移交军事法庭审理，成为1980年前后肃谍专项行动中的重要案例之一。此后，广州军区对医疗、后勤、通信等系统开展了更大范围的安全排查与教育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