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正在办公，秘书进门报告：“余部长来了，请您帮忙，空运5吨焊条去东北。”一会儿，余部长进门来，罗总长“怒斥”道：“怎么？军队是你家开的，你的口气真大，以后总参归你管得了！” 这话重不重？太重了。简直就是当面打脸。 罗瑞卿是谁？他是全军的大管家。每一滴油、每一架飞机，那都是备战用的，是保家卫国的底牌。作为总参谋长，他的第一反应必须是维护军队的纪律和战备资源，绝不能让军队变成随叫随到的“运输大队”。这是原则，是底线。 可是，故事的结局呢？ 罗瑞卿发完火，看着满脸焦急、为了国家石油愁白了头的余秋里，他沉默了几秒。他太清楚“贫油”这两个字压在中国人头顶上有多沉了。没有油，飞机上不了天，坦克趴了窝，国家就没有脊梁。 骂归骂，原则归原则，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罗瑞卿转头就抓起红色电话，接通了空军司令部，语气依然硬邦邦，但命令却不容置疑：“马上调两架运输机，听余秋里指挥，把焊条运过去！” 这就是罗瑞卿。嘴上像刀子，心却是红的。 他不是那种只会按章办事的老古板，他是在原则和担当之间，用那副高大的肩膀，扛起了责任。 这也引出了我想和大家深聊的，罗瑞卿将军身上的那股子“劲儿”。 罗瑞卿这人，命硬。 红军时期，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他当时还是红四军第十一师的政委。一颗子弹从他左太阳穴下穿过，直接穿透了口腔，把大动脉都打断了。那血喷得，止都止不住。 当时医疗条件多差啊，医生一看，摇摇头，后勤部那边连棺材都给做好了。 罗瑞卿昏迷了好几天。等他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听见隔壁那是“滋啦滋啦”的锯木头声，还有人在那儿聊天：“这棺材得做得长一些，没见那人吗？个子长得好高咧！” 也就是他这副身板，硬是挺过来了。后来毛主席听说了这事儿，打趣道：“罗长子是阎王爷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这事儿不仅说明他命大，更给他在军中树立了一种“不死鸟”的威望。从那以后，罗瑞卿办事，总带着一种死生看淡、雷厉风行的气势。 现在的人讲究人情世故，但在罗瑞卿那儿，这套行不通。 当时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评价中央三位领导处理送礼的态度： 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公是“礼照收，事不办”，透着一股子举重若轻的幽默； 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总理是“礼可收，要付钱”，这是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到了罗瑞卿这儿，画风突变。将军回话只有六个字：“礼退回，人处分！” 咱们细品这六个字。这不仅仅是廉洁，这是一种近乎苛刻的洁癖。 建国后有一天，罗瑞卿回家找夫人郝治平要钱。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郝治平奇怪啊，问他：“你要钱干啥？” 罗瑞卿说：“你给我拿十张一角钱的票子。” 原来，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休息的时候大家喝茶，人家请了他。他觉得这是公家的便宜不能占，今天得回请人家，把这账给平了。 郝治平后来回忆说：“将军记忆力特好，唯独家中有多少钱弄不清，他一生只向我要过这一次钱。”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的时候，那是真累。 那时候的总参，上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战略部署，下有几百万军队的吃喝拉撒练。所有的线头都汇聚到他这儿。 据他的秘书统计，仅1960年这一年，罗瑞卿处理的文电就高达3.6万份。 而且他这人效率极高。晚饭后，夫人郝治平在旁边给他削水果，秘书站一边口头汇报。他一边吃，一边听，一边还要看文件。 他有个习惯，看文件“哗啦哗啦”翻得飞快，笔走龙蛇，瞬间批完。你以为他没看细？秘书拿回去一办，发现每一个关键点他都批示到了，丝毫不差。 对于工作，他还有个特殊的规定。 毛主席和周总理习惯夜间工作，经常半夜找人。周总理体贴下属，找罗瑞卿之前总会问一句：“睡了没有？睡了就别叫他了。” 罗瑞卿知道后，专门给家里人和秘书下了死命令：“不行！睡了也要叫我。绝不能耽误公事！”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干部。他们不是在做官，他们是在拼命。 罗瑞卿这一生，刚直不阿。毛主席曾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也一语成谶，预示了他后来在特殊时期的坎坷遭遇。 但他从未低头。 1978年，罗瑞卿复出。那时候他腿脚已经很不好了，但他依然想干事。他对夫人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 为了能更好地工作，他决定去德国做腿部手术。 1978年8月2日，手术在波恩进行，很顺利。醒来后，他还用英语跟医生说了句：“晚上好，谢谢你！” 谁也没想到，8月3日凌晨，因为突发心肌梗死，罗瑞卿大将永远地离开了。 8月10日，专机运送他的遗体回京。 那天，北京下着大雨。邓小平早早地等在机场，任凭风吹雨打，一步不动。 当棺木抬下飞机的时候，向来坚强的邓小平，上前抚摸着棺木，声音颤抖，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泪崩的话：“在最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