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日，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因病逝世，中央原本打算在举行过追悼会之后，将杜聿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可是妻子曹秀清却拦着他们，十分悲痛的乞求道：“等等，再等一等……”看着曹秀清痛不欲生的模样，中央只好将杜聿明的葬礼一推再推，这一停就是半个多月时间。 这半个多月的等待，不是因为程序上的疏漏，而是因为曹秀清心里压着一件没说出口的事。她比谁都清楚，杜聿明生前最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身后名，而是远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以及还在台湾的小儿子杜致严。 杜聿明和曹秀清共育有三子一女，长女杜致礼早年随夫杨振宁赴美，小儿子杜致严因历史原因滞留台湾，音信时断时续。1971年杨振宁回国探亲时，曾带话给杜聿明，说致礼很想接父母去美国看看，可当时两岸关系紧张，杜聿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特殊，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杜聿明病重期间，曹秀清守在病床前，他清醒时总攥着她的手念叨：“致礼那边……致严回不来，我走的时候，得让他们知道。”曹秀清明白，丈夫不是怕自己孤单，是怕两个孩子因为政治隔阂，连送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 她记得1963年杜聿明被特赦后第一次见到致礼时的场景——父女俩隔着玻璃窗，杜聿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我想你”，致礼当场哭晕过去。这些年，曹秀清每个月都要托香港的朋友给致礼写信，也给致严在台湾的旧友打电话，可得到的回复总是“慢慢来”“再等等”。 葬礼推迟到第18天，曹秀清终于收到了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杜致礼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明显的哽咽：“妈妈，我和爸爸的老师杨振宁先生商量好了，我们明天带着孩子们飞北京。”紧接着，台湾那边也有了消息——杜致严托一位常跑大陆的商人捎来口信：“大哥大姐回来，我就回去。”曹秀清握着电话蹲在地上，眼泪砸在地板上，她对着空气喊了一声“老杜”，像是把这半个月的煎熬都喊了出来。 杜致礼带着全家赶到北京那天，首都机场的停机坪飘着细雨。曹秀清扶着棺木站在廊桥口，看见女儿抱着外孙女，鬓角的白发比上次见面又多了不少。杜致礼冲过来抱住母亲，母女俩哭成一团，杨振宁站在一旁，轻声说：“师母，先生走得安心。”当天晚上，杜致严也从台北辗转香港到了北京，兄弟三人跪在父亲灵前，杜致严磕了三个头，额头沾着地上的尘土，嘴里反复说着：“爸，我回来了，对不起，让您等了这么久。” 其实中央当初提议安葬八宝山，不只是因为杜聿明的战功和后来的贡献，更是认可他从抗日名将到改造新人的转变。可曹秀清坚持等孩子，不是为了讨价还价，是想让杜聿明的葬礼成为一家人跨越三十多年分离的句号。她在回忆录里写过：“老杜一辈子都在为国家打仗、为国家改造，临走了，就想看看自己的孩子站在身边，这不是奢望。” 葬礼那天，八宝山的松柏格外青翠。杜致礼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队伍最前面，杜致严捧着骨灰盒紧随其后，曹秀清穿着丈夫生前送她的蓝布衫，步子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有记者问她“等了这么久值不值”，她摸着骨灰盒上刻着的“杜聿明”三个字，说：“他等了孩子一辈子，我等这几天算什么。” 后来人们说起这段往事，总说曹秀清是“等回了完整的葬礼”，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等的不是形式上的圆满，是杜聿明临终前没说完的话，是三个孩子跨越海峡的拥抱，是一个家庭在历史夹缝里，终于拼凑起来的温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