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一男子婚后怀疑妻子出 轨，深夜驾车尾随，在偏僻村道上，亲眼目睹妻子与老乡相伴而行。不料，男子愤怒占据理性，猛踩油门，驾车狠狠撞向二人。二人倒地后，男子仍未停手，他抄起车上的铁撬棍，对着二人疯狂殴打。结果，老乡因头部重创不治身亡，妻子也身受轻伤。事后，男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老乡的家属还提起了民事诉讼，索要179万元高额赔偿，但法院判决仅支持15.5万余元。 据悉，田大勇（化名）和陈小芳（化名）是一对普通的夫妻，两人结婚多年，日子过得平淡却也算温馨。 然而，从2024年初开始，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夫妻俩经常因琐事争吵，感情逐渐冷淡。 陈小芳认识了一位老乡吴明（化名），未婚且无亲无故，只有一个弟弟吴小强（化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小芳和吴明的关系越过了界限，发展成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田大勇原本就敏感多疑，他开始注意到妻子的异常，晚归、手机加密、言语闪烁。 田大勇决定跟踪妻子，想弄清楚真相。 2024年8月28日晚上，田大勇开着他的汽车，悄悄守候在某村的平安大道南路。这是一条相对偏僻的道路，两旁停着一些车辆，夜色深沉，只有零星的路灯照亮。 田大勇的车里放着一根铁撬棍，他平时工作用的工具。 他等了几个小时，直到8月29日凌晨1点左右，陈小芳和吴明出现了，他们步行经过，可能刚结束一场约会，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 田大勇看到这一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猛地踩下油门，驾车直接冲向两人，陈小芳和吴明被撞倒在地。 田大勇没有停下，他下车后，拿起铁撬棍，疯狂地殴打两人。 现场一片混乱，吴明头部遭受重击，陈小芳也受了伤，路边停着的三辆无辜车辆也被撞坏，后来估价损失共计12341元。 经鉴定，吴明因严重颅脑损伤，在当天送医抢救无效死亡。陈小芳虽幸免于难，但受了轻伤一级。 田大勇在行凶后，似乎清醒了一些，他用路人的手机在1点24分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候警察。 很快，警方赶到，将他带走。 随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田大勇被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 在庭审中，法院查明了几个关键事实：首先，田大勇的行为是预谋的，他提前守候并准备了工具，他直接导致了吴明的死亡和陈小芳的受伤； 其次，田大勇有自首情节，案发后主动报警并等候逮捕，这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此外，田大勇的家属在审理期间向法院自愿缴纳了10万元作为赔偿款，显示出一定的悔意。 但法院也注意到，受害者一方存在过错。陈小芳和吴明的不正当关系，是引发本案的直接原因。 根据刑法规定，如果被害人有过错，可以在量刑时酌情从轻。 综合考虑后，法院认为田大勇的罪行严重，但鉴于自首、部分赔偿和被害人过错，最终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案移送的铁撬棍也被没收。 刑事判决后，故事并未结束，吴明的弟弟吴小强作为唯一亲属，将田大勇告上法庭，提起民事诉讼，索赔179万余元。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法院认为，本案系因被告人田大勇的故意杀人犯罪行为引发的生命权纠纷，吴小强作为被害人吴明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对于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刑事责任的承担本身即是对被害人及其亲属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与昭示。若在刑事处罚之外，再普遍支持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等，可能构成对被告人的双重惩罚。 所以，在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赔偿中，法律对赔偿范围作了特殊限定，以直接的物质损失为原则。 在庭审中，法院核定了吴小强的合理损失，吴明送医抢救的医疗费以及处理后事的丧葬费，共计155985.01元。这些费用属于实际发生的费用，属于直接损失，依法应予支持。 然而，对于吴小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149994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法院认为，田大勇虽是驾驶机动车撞击，但其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杀人，而非交通肇事罪，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无法据此支持死亡赔偿金。 在刑事犯罪导致死亡的案件中，死亡赔偿金不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依法不予支持。 此外，吴小强要求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40000元。 法院认为这些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田大勇赔付吴小强155985.01元。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