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的真实模样，当时的她还不到20岁，蔡孝乾就是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从而彻底信仰崩塌。 1950 年台湾监狱的铁窗下，蔡孝乾攥着敌人给的糖，盯着窗外掠过的人影。 那身影像极了马雯娟，他突然想起 1928 年广东海陆丰的夜校 —— 自己正教农民写 “信仰”。 那时粉笔灰落在他补丁袖子上，他说 “这俩字能让大家吃饱饭”，如今却成了笑话。 没人知道，从教别人写 “信仰” 到亲手毁掉信仰，他用了 22 年，每一步都藏着私欲的膨胀。 而马雯娟，不过是他彻底暴露本性的那面镜子，不是根源，只是催化剂。 1932 年苏联莫斯科，蔡孝乾坐在课堂里，听着共产国际的课程，手却在摸口袋里的钢笔。 那是苏联同志送的礼物，比他在国内用的竹笔精致百倍，他第一次觉得 “好日子挺好”。 有次去剧院看演出，他盯着台下穿貂皮大衣的人，竟忘了散场时间，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在日记里写 “革命是为了过好日子”，却悄悄把 “为穷苦人” 三个字划掉，改了又改。 那时的他，信仰已开始松动，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理由放纵。 1947 年台湾台北，蔡孝乾骑着新换的自行车，去见一个做茶叶生意的商人。 自行车是商人送的，比他之前的破车轻便，他摸着车把，答应帮对方打通运输关节。 组织让他盯着台湾当局的粮价，他却偷偷和商人合伙囤粮，赚的钱买了块怀表，天天揣着。 有次同志找他要活动经费，他推说 “组织拨款还没到”，转头就给马雯娟买了块花布。 那时他已忘了 “革命为谁”，只记得 “自己要过好”，权力成了他谋私的工具。 1949 年冬天，蔡孝乾把马雯娟接到台湾，住在租来的小洋楼里。 他没让马雯娟上学，反而天天带她去百货公司，买进口的糖果和香水，说 “姐夫养你”。 组织的机密文件就锁在客厅的柜子里，钥匙随便放在抽屉，马雯娟常拿出来折纸船玩。 有次地下交通员来送情报，看到马雯娟拿着文件折纸，吓得赶紧收起，劝蔡孝乾 “注意安全”。 蔡孝乾却笑 “没事，她不懂”，眼里满是对风险的漠视，对私欲的纵容。 1950 年 1 月，敌人开始跟踪蔡孝乾，他却还带着马雯娟去西餐厅吃饭。 邻桌两个穿便衣的人盯着他，他假装没看见，给马雯娟切牛排，说 “多吃点，补身体”。 马雯娟问 “姐夫，他们为什么看我们”，他说 “你长得好看，他们羡慕”，骗得她笑起来。 那时他不是没察觉危险，只是舍不得刚过上的好日子，更怕失去马雯娟带来的满足感。 他甚至想 “就算被抓，只要供出点情报，肯定能保命”，叛变的念头早就在心里扎了根。 1950 年 2 月 2 日，蔡孝乾在去见马雯娟的路上被抓，口袋里还装着给她买的糖葫芦。 敌人没打他，只是把他关在小房间里，每天给馒头，偶尔提一句 “马雯娟还在外面”。 第三天，他就撑不住了，主动说 “我要见你们长官，我有情报”，连犹豫都没有。 他画的联络图比组织存档还详细，连哪个交通站藏在菜摊后面都标得清清楚楚。 敌人问他 “为什么这么配合”，他说 “我想早点出去见马雯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 1950 年 6 月，吴石同志被押赴刑场，路过蔡孝乾的牢房，看都没看他一眼。 蔡孝乾缩在角落，听着外面的枪声，手里的糖掉在地上，却不敢捡 —— 那是敌人奖励他的。 他想起吴石曾找他要军事情报，说 “能帮大陆解放台湾”，他却转头卖给了敌人。 而那些被他出卖的同志，有的在牢里绝食抗议，有的被枪毙时还喊着 “革命必胜”。 他却在敌人的安排下，改了名字，住在小院子里，再也不敢提 “信仰” 二字，连梦到都吓醒。 1982 年台湾新竹，79 岁的蔡孝乾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的稻田，手里攥着张旧照片。 照片是 1928 年的夜校，他站在黑板前，下面坐满了农民，黑板上写着 “信仰”。 孙子问他 “爷爷，这俩字啥意思”，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眼泪掉在照片上。 他这辈子，早年热血过，中期贪腐过，晚年苟活过，最终连解释 “信仰” 的资格都没有。 而马雯娟刑满释放后回了苏州，再也没提过他，只是偶尔对晚辈说 “别信甜言蜜语，要走正路”。 如今再翻这段历史，没人会把蔡孝乾的叛变归咎于马雯娟。 他的堕落，是从苏联时期羡慕好日子开始，到台湾时期用权力谋私，一步步丢掉初心。 马雯娟的出现，只是让他不再伪装，彻底暴露了内心的软弱和贪婪。 而吴石、朱枫等烈士，用生命证明：真正的信仰，是哪怕粉身碎骨，也不会拿战友性命换自己苟活。 蔡孝乾最终活了 81 岁，却比那些牺牲的烈士更 “短命”—— 他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柱上，永远被人唾弃，而烈士的名字，永远被铭记。 主要信源：（凤凰网——蔡孝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