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殡葬公司经理说： “现在的年轻人，良心都被狗给吃了。我们根据相关部门要求，建造了一些价格低廉的墓地，比如壁葬价格2000元，花葬99元，树葬免费，在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墓地9999元，这些墓地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有亏钱。我们主体墓地的价格有30多万的，20多万的，也有七八万的，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父母去世之后，他们都不愿意给父母买一个好一点的墓地，刻意选择那些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在乎地势低不低，风水好不好，墓地那里有电线杆，有铁塔，也完全不在乎了。甚至还有人完全选择是树葬，到树林子里面随便挖个坑就把父母的骨灰盒给埋了，没有墓碑，也不起一个小坟包，以后供坟都找不到地儿！” 孔子：“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的诘问穿越千年，直指核心：孝道的根本在于“敬”，而非仅仅是物质上的“养”。 殡葬经理看重的是物质的价位，而年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内心对父母的“敬”，并认为这与墓地的价格无关。 《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传统的孝道观，强调的是对自身生命的珍爱和建功立业。它将孝道贯穿于生者的行为之中，而非仅仅体现在逝后的丧葬规格上。 现代年轻人的选择，或许是将重点从“葬之奢”回归到了“生之孝”。 庄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庄子认为生死是自然过程的安排，死亡是一种安息。如果秉持此念，那么树葬、花葬让生命回归自然，恰是最尊贵的“息”，为何非要一个昂贵的人工建筑来禁锢灵魂呢？ 孔子（人问禘之说）：“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孔子认为，理解礼仪真谛的人，治理天下都易如反掌。礼仪的本质在于内心的仁与敬，而非外在的繁文缛节和排场。 当昂贵的墓地脱离了“敬”的内核，而沦为一种攀比的商品时，它是否还符合“礼”的本意？ 亚当·斯密：“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位经理将低价墓地描述为“无利润”甚至“亏钱”的公益行为，但其商业模式的本质，依然是希望通过低价产品引流，或反衬出高价主墓地的“价值”，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主体墓地的利润。 用“孝道”来批判市场选择，本身也是一种商业话术。 泰勒斯（古希腊哲学家）：“生死并无区别。因此有人问他：‘那你为何不去死？’他答道：‘因为并无区别。’” 执着于坟墓的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生者无法正视死亡、无法放下对物质形式执念的表现。 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博取荣誉。” 高价墓地，在很多情况下，已不仅仅是安葬行为，更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它是做给活人看的“荣誉纪念碑”，用以彰显子女的经济实力和“孝心”。 当年轻人不再认同这种价值观时，这种消费就失去了其核心吸引力。 “孝心货币化”，价格等于心意吗？其实，未必。 将孝心与墓地价格直接挂钩，是商业社会对传统伦理最成功的“异化”之一。 它巧妙地构建了一套“价格越高，孝心越诚”的评判体系。 何为对生命的尊重？ 经理代表着一种“入土为安、讲究风水、世代祭扫”的传统生死观。坟墓是连接生者与逝者的物理纽带，是家族记忆的地理坐标。因此，“找不到地儿”供坟，是不可接受的。 而许多现代年轻人，成长于一个更城市化、流动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他们的生死观更倾向于 “精神纪念”与“生态回归”。 精神纪念： 记忆存放在心里和云端，而非固定在一块无法带走的墓碑上。 生态回归： 认为树葬、花葬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滋养世界，是更高级、更浪漫的永恒。 他们不是在随意“挖个坑”，而是在为父母选择一种“向死而生”的哲学。 要知道，现实生活中，对于很多并不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动辄数十万的墓地，是一笔沉重的、甚至需要负债的支出。 他们可能面临着自身的房贷、子女的教育、生活的压力。 在“为逝者购买一个符号”和“为生者保障一份现实”之间，他们被迫做出了一个功利但务实的选择。 这并非不孝，而是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下，一种充满无奈的“生存优先级”排序。 父母当年倾其所有，是为了子女的“生”；子女今天精打细算，或许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生”。 这其中的伦理困境，远非一句“孝道沦丧”可以简单概括。 因为，孝道在于生前点滴的关爱与尊重，而非逝后铺张的排场。与父母在生前达成对身后事的共识，是比任何昂贵的墓地都更高级的孝行。 当孝道从价格标签上解放出来，它或许才能在人性的深处，找到它最真实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