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再次语出惊人：“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他还强调：“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这话听着够直白，也够坚定，一点没给外界留琢磨的余地。 只能说他从1962年拿美国国籍那天起，人生就和美国半导体产业拧成了一股绳，这种缠绕深入骨髓，自然说得出“美国是世界希望”的话。 那个年代的美国，正处在半导体产业萌芽勃发的黄金期，冷战铁幕下的军事订单像雪片般飞来，希凡尼亚公司承接的雷达芯片项目、德州仪器的导弹制导组件，都让整个行业像块吸铁石，把全球的人才和资源都往自己怀里揽。 他先是走进哈佛大学的校门，后来又在1955年钻进希凡尼亚公司的半导体部门，彼时正值晶体管技术替代真空管的关键节点，他踩着这波技术革命的浪潮，一脚踏进了行业爆发的前奏。 德州仪器对他的信任和扶持，更是超出了一般职场的范畴，刚加入时就接手线性集成电路研发的棘手任务，这种芯片当时是收音机、电视机的核心部件，技术难度大且良品率低，业内没人愿意碰，他带领团队泡在实验室三个月，硬是把良品率从30%提升到70%，这份成绩单让他在公司站稳脚跟。 从最初的工程师做起，一路往上爬到半导体全球总经理的位置，41岁就坐到这个高度，背后是美国半导体产业扩张期的底气托着——1960年代德州仪器的市场份额占到全球25%，远超仙童半导体和摩托罗拉，技术迭代速度让日本、欧洲企业望尘莫及。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他的职业轨迹早已和美国的产业命运牢牢焊死。 即便52岁时在德州仪器遭遇连降四级的羞辱，递辞呈时只有零星同事道别，这份与美国半导体的羁绊也没断。 1985年54岁回到台湾创办台积电，看似是地域上的回归，实则是把美国半导体的产业链延伸到了海峡对岸，当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停留在组装阶段，李国鼎推动的“科技发展基金”给了他2亿美元启动资金，但核心技术、设备和客户全靠美国支撑。 台积电从一开始，核心客户就铆着美国企业，英特尔的486芯片代工订单、高通的手机处理器订单，撑起了这家公司的半壁江山，连生产线的工程师都是从德州仪器、英特尔挖来的资深员工。 美国政府后来为了吸引台积电赴美建厂，抛出的优惠条件明眼人都看得出分量，亚利桑那州工厂拿到120亿美元补贴，税收减免期限长达10年，光土地租赁就免了前五年费用，可张忠谋自己也私下抱怨过“美国制造成本太高”，凤凰城工厂原定2024年投产，结果因为本土缺乏半导体技术工人，工期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从台湾调派工程师。 更讽刺的是，电子产品等级的硫酸美国本土做不出来，台积电要用5倍价格从台湾采购，再通过洛杉矶港口转运到亚利桑那州，即便这样都比在美国生产划算，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台积电的根脉早就和美国市场、美国技术、美国资本缠在了一起，这种深度绑定下的表态，与其说是情感认同，不如说是利益权衡后的必然。 岛内舆论对这事的反应分裂得厉害，工商团体忧心忡忡，担心技术和产能转移会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根基，有企业家直言“这是割肉饲美”；年轻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起“守护台积电”的话题，认为“不能把鸡蛋都放在美国篮子里”。 毕竟台积电的56%产能集中在台湾，全球近60%的先进制程芯片出自这里，牵动着苹果、华为、联发科等企业的供应链神经，可掌舵人却直言自己是美国人，把美国奉为世界典范，这种身份与产业的错位，难免让人琢磨：当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利益和台湾的发展诉求碰撞时，台积电的天平会往哪端倾斜？ 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早已证明美国模式的成功——从哈佛学子到全球半导体巨头高管，再到创办台积电成为“芯片大王”，每一步都踩在美国主导的产业规则里，可外界看到的，更多是利益绑定下的立场选择。 半导体行业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比拼，背后牵扯着太多的地缘博弈和资本算计，美国通过《芯片法案》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台积电不得不调整供应链；台湾希望留住核心技术，却挡不住美国的威逼利诱。 张忠谋这番直白的表态，究竟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还是利益裹挟下的必然？当芯片成了地缘政治的筹码，企业家的国籍表态又藏着多少身不由己？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